简介：2011年11月14至16日，全国法学会系统宣传信息工作培训班在北京举办。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陈冀平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讲话。开幕式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胡忠主持。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法学会有关领导、法学会机关有关人员、法学会所属媒体干部以及中央媒体记者共130余人参加会议。广东省法学会派员参加了此次培训班。

简介：2014年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9条中首次规定债券投资者的买者自负原则。买者自负原则作为界定债券交易过程中责任归属的判断标准，性质上属于过错责任，适用时应当以债券交易人不存在卖者责任为前提。义务的违反是责任的前提，正确理解债券交易中卖者的义务，是贯彻债券投资者买者自负原则的前提。基于公司债券兼具证券属性与合同属性的特点，需结合债券交易中的卖者责任理解投资者的买者自负。公司债券的证券属性中，卖者责任体现为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包括信息披露制度中要求的信息披露义务与投资劝诱阶段的说明义务；在合同属性中，卖者责任体现为合理范围内基于默示诚信义务对债券契约作出的解释。

简介：司法公开的制度设计看似已非常完备,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却与期望尚有差距,其根本原因在于审判信息的实质性公开不足,通过对典型刑事错案的梳理与分析,探寻产生错判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审判信息实质性公开的实现进路,完善相关的制度构建。审判信息实质性公开不足的症结,即裁判形成过程不公开,这是司法公开的最核心领域,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司法公开的最薄弱环节。探寻其原因,审判信息实质性公开不足应归咎于刑事庭审虚化,具体可以分为庭审流程草草了事和审外程序喧宾夺主两个层面。构建完善审判信息实质性公开路径,就需要在庭审流程和审外程序两个层面遵循司法规律,并以庭审为中心。

简介：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的版权侵权责任是信息时代新传播技术冲击传统版权制度的激烈表现之一。本文以“土豆案”为视角，分析了信息存储空间提供者版权侵权的责任形态、责任构成，并审视了新技术与版权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

简介：我国新近生效的《网络信息权保护条例》建立了间接侵权制度，它与直接侵权一起构成了’版权侵权制度，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但《条例》尚无法完全满足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这主要集中在法律没有为“双重用途技术”提供普遍化的间接侵权标准。因此，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之现状，在版权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以过错为归责原则、以类型化立法为基础的间接侵权制度是具有合理性的。

简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法律定位分析系指对数据库保护的具体法律关系定位而言。在我国征信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权利主体是谁，具体权利及权利内容如何，需要在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征信国家信用立法、管理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路径选择并给出具体设计。

简介：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要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不仅要靠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和科学、规范、严格的管理，还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因此，大力推行科技强检战略。积极推进“三位一体”机制建设，运用高科技服务检察工作，以信息化带动检察队伍建设和业务发展。更有力地打击犯罪活动。维护司法的公正和统一．已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简介：网络有害信息传播行为,应根据法治精神进行规制。对于不同类型的传播行为,应根据针对对象及其利益的不同加以区分对待。运用刑罚权来惩罚传播网络有害信息的行为人,应充分考虑刑罚权出现的正当性问题。只有给客观的、受法律确认或者为公序良俗所认可的利益造成损害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刑罚权出现才可能具有正当性。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应特别注意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平衡。

简介：<正>一、各国法律信息检索概况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好多法系,这些法系的法律渊源多为成文法或判例法,如何从这些法律渊源中检索出解决具体法律问题所需要的法律规定或判例,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问题。然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法律信息的急剧膨胀,这一问题便变得极为复杂了,在成文法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必须有效地行使其对经济的管理职能,为此,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数目与日俱增,内容日益庞杂。同样,判例法国家在工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有关产品责任、公害、侵

简介：可变信息情报板是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已经成为我国交通管理的重要途径。长春市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管理现状存在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VMS发布内容不规范,停车诱导系统和路径诱导系统有待优化四点问题。针对以长春市为代表的中小型城市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合理增加VMS建设数量、科学优化VMS区域分布,制定VMS发布文字字数上限规则;完善交通流诱导信息实时更新技术;发展个性化路径诱导系统等措施来解决。

简介：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中的“违反国家规定”应该理解为“获取的违法性而非获取手段的违法性”，获取的违法性包括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并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未经授权“擅入”或超越权限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及采用其他技术手段非法获取数据三种形态。本罪中的“获取”不但包括对数据通过拷贝等方式的控制、占有，还包括对相关数据的得知，应根据具体案情来确定其含义。本罪中的数据不包括数据化的权利，虚拟财产，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网络信号资源及数据化的商业秘密。

简介：随着信息化社会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信息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信息生产、传播机制发生变化，给天生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虚假信息犯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扰乱了社会秩序，并且呈现出泛滥之势。然而能够纳入刑法评价视野的“虚假信息”范围过于狭窄，只限于“虚假恐怖信息”，现行刑法应对网络虚假信息犯罪的滞后与缺陷日益凸显。司法上，需要通过法定程序进行扩张解释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立法上，应当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进行修正，扩大其适用范围，从仅制裁虚假的“恐怖信息”扩展到制裁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虚假信息”。

简介：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传统司法审级中的＂上控＂与＂审转＂违反了＂上诉审＂的经济学原理,但本文的分析表明,这两种制度的出现实际上来源于古典司法复审的＂政治治理＂功能,并且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有效率的信息机制与＂组织替代＂,回应了古代社会低成本地获取地方治理信息的难题。但这些理论上合理的制度在实际的运行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并且一直存在于当下中国的审级制度之中,其根本的解决进路只能是在国家能力建设基础上超越科层化的制度分工与审级分工。

简介：在环境公共决策中，环境信息的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厦门PX事件的发生，昭示着该项目环评中以环境信息公开为前提的公众参与的缺位，并进而影响到环境公共决策的正当性。从PX项目环评审批，到公众事后的强烈反对，以及厦门市政府的消极应对，公权力是以刻意规避环境信息的公开来隔绝公众参与的。然而，信息化时代的信息封锁很难维系，环境公共决策需要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信息沟通，而这恰恰考验着正在进行中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环评。

简介：一、导言（一）语言游戏和语境选择：本文目的和方法“公班衙”和“公司”为英文“company”或者为荷兰文“Compagnie”一词的中文翻译，这是诸多中文文献的共识。然而，与制度有关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公班衙”、“公司”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EIC）的专用名词，

简介：知情同意原则根植于自主价值,是个人信息保护之基石。在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原则陷入困境之中,海量信息的批量处理、多方共享、目的不特定之频繁利用加大了有效同意获取的难度,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基础之地位受到质疑。生物资料库是管窥知情同意原则困境与解困之路的最佳范例,围绕使用库存样本是否需重新获得同意,存在特别同意与概括同意之争,各种折中改良方案继而被提出。革新而非放弃知情同意原则,是应对大数据挑战的应然立场。知情同意原则之重塑,应坚持以自主为核心价值,以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为理念,巧妙设计适应大数据需求的新型知情同意模式。应从整齐划一的同意向基于信息分类、场景化风险评估的分层同意转变,从一次性同意向持续的信息披露与动态同意转变,容许有条件的宽泛同意＋退出权模式。

简介：企业重整的司法实践复杂，各种问题始料不及，人民法院必须坚持能动司法理念，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南望集团司法重整的成功经验表明，在没有战略投资者情况下实行“债转股”的重整方案具有合理性和可执行性，法院准许部分建设工程款先行支付以及直接以裁定书的形式将重整企业的股东变更为选择债转股的债权人，都有效促成了企业司法重整的顺利实现。

简介：市场经济从它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要求来说是消费者权益经济，金融消费经济又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信用卡消费者群体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越来越大，因此对金融消费经济中的信用卡消费者给予充分、及时的法律保护是市场经济立法的重要方面。文章分析了美国《2009信用卡法案》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并论述了我国信用卡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提出了保护我国信用卡消费者权益的具体立法建议。

简介：当前我国急需加强对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立法保障。与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相关的现行立法存在体系化不足、相关规范性文件更新不及时、效力较低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有关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规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建议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二审稿）中相关规定,形式上设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内容方面重点规定土壤环境信息与数据共享、重点污染单位信息公开、公众监督与参与、公益诉讼与法律援助机制;并从提高立法效力层级、加强立法体系的内部协调以及增强内容可操作性等方面完善现行相关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