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案例回放2014年3月30日七午，被告人王某某驾驶一辆装有一套“伪基站”设备的五菱之光面包车，在肃宁县城街道上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干扰公用电信网络信号，向周嗣群众发送手机短信广告35541条。8月27日，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判决河北首例“伪基站”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被告人王某某因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简介：作为职务犯罪的典型样态,贿赂犯罪一直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规制的重点。但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贿赂犯罪防控体系的运作效率难以尽如人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贿赂犯罪的定罪对口供的依赖度较高,而随着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程度的提升,刑事侦查讯问受到愈加严格的限制,检察人员尽早获得贿赂犯罪人真实供述的难度在逐步增大。因此,提高贿赂犯罪的防控力度就必须根据贿赂犯罪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心理的变化,有计划地开展侦查取证尤其是讯问活动。基于此,本文拟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贿赂犯罪行为人在侦查阶段的心理变动情况进行总体透视,以对检察机关在法治轨道内提高自侦案件讯问效率及改进口供真实性有所裨益。

简介：绑架罪是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是目的犯的表现形式，是单数行为行为，继而探讨绑架罪的停止形态，应以完成实力控制为既遂标准。

简介：由于学者们一直沿用传统的关于包庇罪构成要件的阐释成果，因此导致包庇罪与妨害司法罪一节中其他若干罪名构成要件的关系错综复杂，其行为类型也始终模糊不清。根据文义解释，对“包庇”起限定作用的“作假证明”不能涵括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根据体系解释，应当彻底分离包庇罪与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现有体系关联。根据历史解释，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学理发展状况和立法技术水平的影响下，“作假证明包庇”的含义宜作广义解释，但由于现行刑法的核心价值和罪名体系已发生重大变化，因而有必要更新传统的解释结论。“隐瞒或谎言编造犯罪分子逃跑的路线、方向及地点”与“顶罪”是包庇罪的两种行为类型。

简介：将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信访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仅限于行政机关针对行政失当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处理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信访处理行为时应当遵守适用调解原则、灵活性原则、禁止更不利决定原则和效率原则。信访处理行为方式包括撤销、重做，变更，确认不当，解释说明、批评教育、赔礼道歉，行政补偿等。

简介：司法实践中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全部罪行'的判断缺乏明确而固定的标准,导致司法机关在认定上具有较为明显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致使整个司法认定较为混乱。有关'全部罪行'认定的理论标准学说林立但又不尽合理,且缺乏足够的实践指导价值,整体上呈现一种迷惘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全部罪行'认定困局的出路应当在于将'集团罪行'完全消解,代之以'个人罪行'标准。

简介：替考行为的犯罪化既是立法上的犯罪化，也是司法上的犯罪化，对于该犯罪化的方案应当进行罪质与行为模式的评析。替考犯罪所侵犯的法益是国家考试制度的公共信用，其行为方式属于伪造行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32条将“替代他人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与“让他人替代自己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规定为替考犯罪的实行行为，并设置了现行刑法中最轻的法定刑。但这种将替考双方“同罪同罚”的立法模式不符合必要共犯的法理，可能导致司法认定上的困难，也难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按照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要求，替考行为的犯罪化方案应当仅将替代他人考试者一方规定为犯罪主体，并重点制裁职业替考者。对职业替考者宜规定为集合犯，设置较重的法定刑。

简介：犯罪标记行为是指犯罪人为了满足某种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一种特殊行为。案犯实施的犯罪标记行为往往蕴含了大量的犯罪信息，认真、仔细、准确地分析该行为对侦查的顺利进行颇具价值。概括而言，在判断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串案分析并案侦查、提高犯罪心理画像的效度、辅助审讯等方面，犯罪标记行为分析均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在浙江犯下了累累罪行,本文拟从公然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类生存权力,泯灭人类良知、践踏人道主义,破坏人类文明、掠夺文明成果等三个方面,对日军在浙江犯下的大量罪行给予梳理分析,旨在警示后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共筑中国梦。

简介：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简介：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呈现出频发趋势,其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构建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必须对当前扰乱法庭秩序行为处理太轻、扰乱法庭秩序罪犯罪情形太窄、扰乱法庭秩序罪审理存在障碍等问题进行研究与治理。对此,可以从故意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一律入罪、设立人民法院特别侦查局、设立妨碍司法之特别刑事诉讼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提高治理的实效性。

简介：关于不作为成立要件，我国采用不作为客观方面“三要件说”为通说观点。可是，对于不作为“三要件说”的研究尚未完备，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又存在着自身缺陷，再加上警察的特殊社会身份，导致在认定警察职务不作为犯罪时，法官对不作为行为的认定掌握了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关于不作为，德国学者克劳斯·罗克辛认为不作为取决于行为的预期和行为人的行为能力两个条件。罗克辛教授的观点，是我国通说采用的不作为客观方面“三要件说”的深化，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把握警察职务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行为。

简介：不作为犯罪义务是近年来提出的新的犯罪理论,同时也是我国刑法趋于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作为犯罪义务的界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认定体系,而且认定标准也难以用某种固定的或者数据性的内容作为参考。不作为犯罪义务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先行行为,对先行行为进行全面的讨论是完成不作为犯罪义务认定的重要标准之一。文章从这一角度对先行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论述,首先分析了先行行为在作为义务来源角度的理论依据,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全面梳理。其次从不作为犯罪的角度对先行行为进行深层分析,最后深入研究了先行行为的范围界定。

简介："宏观调控"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概念,具有调控手段间接性、权力来源抽象性的特征。我们应当建立一套制度内外相互协作的问责机制,将宏观调控放在"共景监狱"的监督之下,并在调控错误时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以提高宏观调控的决策水平,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宏观调控行为应当是可诉的,这为调控错误提供了最终的司法救济途径,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要求。

简介：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缘何如此根深蒂固？这自然有深刻的思想根源。然而，这毕竟不是说思想渊源深就一定难以根除，否则德国曾经也有很深刻的纳粹思想根源，但为何战后却能根除得如此彻底？答案还是在于德国在战后对纳粹思想进行了彻底清除，而日本却没有实现完整的清算。

简介：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废止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的免予起诉制度,在法定不起诉的基础上,吸收免予起诉制度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并规定了对于不合理的不起诉的若干救济方法。这些救济方法虽然在纠正不当的不起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以及公诉转自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不少弊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不起诉救济制度,可借鉴在这一方面比较完善的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告知制度,设立不起诉审查组织等不起诉救济制度。

简介：解雇行为具有形成效力，雇主的解雇决定送达劳动者即发生消灭劳动关系的后果。劳动关系的属性使得不当解雇的事后救济往往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的损失。建立不当解雇之临时救济措施，有条件限制解雇行为的形成效力是现代国家的普遍作法。我国现行法律不仅未在实体法中规定解雇争议期间劳动者的工作权，也未在程序法中设置相应的保全措施，使得劳动者在司法救济期间的相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赋予部分劳动者在解雇争议处理期间享有继续工作的权利，以及建立行为保全措施，构建不当解雇之临时救济措施。

简介：非食品原料制售行为的规制是刑法遏制食品犯罪源头的关键，其定罪问题在实务与理论中存在争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非法经营罪”的适用分别存在行为与客体的瑕疵，“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选用具有合理性，但现有理论对适用根据的解读存在局限。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帮助犯的定罪观点，理论路径是延展帮助犯理论．将其定位于解决社会中“帮助”危害社会现象的刑法理论；定型于帮助行为、帮助故意和帮助情节组成的定罪标准系统；定制于有权解释机关做出的司法解释。

简介：《犯罪地图与犯罪分析》（[美]雷切尔·博巴·桑托斯著,金诚、郑滋椀译）一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雷切尔·波巴·桑托斯博士是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副教授,国际犯罪分析领域著名学者,同时兼任国际犯罪分析师协会的常务委员。该书不仅是该领域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还因其在内容上通俗易懂,在体例上形式多样,成为当前美国大学的刑事司法专业采用的一部经典教材。

简介：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一项新职能：司法救济职能,这与我国国家权力架构和司法体制、诉讼构造及现实条件等因素密不可分。当下,制度本身的缺陷、检察机关权力结构和追诉职能偏向可能限制该职能功能的有效发挥。未来应从司法救济范围、程序性后果、救济程序、再救济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同时,应逐步调整检察机关权力结构,改变偏向追诉的业绩考评机制,促使该模式功能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