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仅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之一。就制度沿革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根据行刑衔接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发布的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与探索阶段（20世纪50年代-2001）、建立与发展阶段（2001-2011）、反思与完善阶段（2011年-至今）。自上世纪50年代,在相关的法律中就出现了行刑衔接制度的雏形。在随后的一个甲子内,无论是在规范形态、适用原则、还是衔接机制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也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应从更广阔的视角,从制度发展与理论研究两个层面上,遵循历史的脉络,分析探讨不同阶段中行刑衔接制度的原则、规范、机制以及不足,以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刑衔接制度。

简介：德国的学术研究自由权以《联邦德国基本法》第5条为规范基础,主要由“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等两个内容构成,以“大学自治”为组织保障。在美国,经由“史维慈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与“凯西诉纽约州立大学管理委员会”案等案件,宪法上的学术研究自由权受到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切。中国的学术研究自由权以《宪法》第47条和《高等教育法》第10条等条款为规范基础,以“公共利益”等法律规定为外在限度,以“可证”、“客观”等学术伦理为内在限度。大学教师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司法案例评述的学术观点,属于“学术研究自由权”而非“表达自由权”的规范范围,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保护。

简介：与其他类型司法鉴定相比，司法精神鉴定较为特殊。精神医学的特点决定了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与司法精神鉴定直接对接，且鉴定意见本身也存在一定的错误。鉴定人在刑事责任认定问题上的强势、鉴定内容无法通俗化表达、鉴定意见结果不确定等问题客观存在。如果实体的改革无法达到目的，那么对诉讼程序进行调整，如加强程序的参与性，建立重点案件鉴定人出庭制度，选任精神医学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才是化解鉴定意见风险、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简介：刑事庭前会议程序在运行中形成了分布不均衡和普遍趋同性特点,同时也存在认识偏离和运行异化现象,应当在准确法律定位基础上进行程序规制.基于此,庭前会议程序不能依据是否有律师参与和是否适用普通程序来确定适用的案件范围,主持者也不需要与正式庭审相分离;在内容上一般解决程序性问题,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只能作为庭前会议程序“附带”解决的事项,不应当作为启动庭前会议程序的独立理由;应当赋予庭前会议合意事项的法律效力,但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允许推翻,同时对怠于行使权利的行为予以规制,明确此种情形将导致附条件失权的后果,除非有正当理由才允许补救.

简介：分摊原则是在多部件、多专利的复杂产品背景下计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重要方法。选择合适的损害赔偿计算基础是适用分摊原则的起点。将最小可销售专利实施单元作为损害赔偿计算基础的缺省规则会带来赔偿不足的较高风险,并可能造成专利许可实践中交易成本的提高。选择专利产品的全部市场价值作为计算基础时,其错误风险则是中性的。用于计算分摊比例的各种经济方法均有其优缺点,必须根据个案选择适宜的具体计算方法。经验方法和数量比例法并非确定分摊比例的适当方法,应予以摒弃。

简介：作为一种司法制度,调解既转型社会结构的产物,也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和权力技术实践,调解还是当事人和调解人行为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不同的当事人与调解人运用不同的行动策略和话语策略的混合物。这样,调解的制度及其运作就必须重视当事人在其中的力量;惟有此,才能重视当事人的各种行动以及话语策略与法官所采取的行动策略与权力技术之间紧张但却又是结构上映照关系,进而凸现当事人对于调解制度运作的可能意义,从而真正发现影响调解制度在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制约性力量。

简介：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属于德国基本法中具有较高保护位阶的法益,而刑事诉讼中的电信监听对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进行了限制。基于法律保留原则,德国刑事诉讼法中对电信监听作出了详细的程序性限制。另外,电信通讯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和通话内容,不能理所当然地适用电信监听的有关规定,针对不同的电信数据,德国刑事诉讼法中有不同的适用条款。此外,在反恐时代,刑事追诉机关是否有权通过植入“木马程序”来进行秘密侦查（例如“网络搜查”和“源端监听”）,目前在德国尚存在较大的争议。

简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明知＂指＂明明知道＂,＂应知＂指推定明知,而非＂应当知道＂。网络服务提供者概括性认识和具体性认识的区分在于是否有诱导侵权的故意;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的程度需达到高度盖然性认识,不是一般可能性认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的内容是对于犯罪行为的认识,不是对一般违法行为的认识;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推定的事实基础包含了充足条件和排除条件。我国的概括故意理论、全面性考察标准、违法犯罪区别说及可反驳的客观推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认定提供了依据,还可借鉴他国明知判断标准加以完善。快播公司、百度公司的不同际遇能检验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判断标准。

简介：经济分析意见在反垄断诉讼中的涌现体现了技术权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反垄断法独特的知识构造也为经济分析意见提供了适用空间。当然,考察我国制度现实,经济分析意见尚无明确的证据法定位,相应的证据规则尚付阙如,这难免造成反垄断讼争中技术权与审判权的抵牾。而考察经济分析意见在域外证据法上的历史演进,专家证据制度应当作为适当归宿,为经济分析意见的规范化提供规则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构建经济分析意见的可采性规则,为法官采证提供科学的标准。具体而言,经济分析意见的采证应当坚持专家适格规则、可靠性规则以及相关性规则。

简介：聂树斌案具有我国刑事冤错案件成因的共性,即公安机关违法获取虚假的认罪供述,进而编造所谓有罪证据,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仅进行形式化的审查与审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接力协作,法定制约关系下的层层把关沦为关关失守,可谓共同铸成冤错。为了预防冤错发生,需要废除分工负责关系原则,建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聂树斌虽获改判无罪,但该案的申诉审查、申诉复查、再审程序均值得检讨。已决案件因发现新证据而出现重大疑点时,如权利人提出申诉,法院应当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错。为了有效纠正冤错案件,应当完善申诉制度,发挥再审程序的救济功能,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无旁贷,应承担起最高的法律责任。

简介：在直接民主审判模式下的古希腊时期,由演说家担任的＂演说写手＂和＂辩护帮助人＂未能在法庭辩护的活动中形成一门固定有序的职业,律师职业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初期,随着诉讼程序的不断发展,陆续产生了由演说家担任的诉讼代表、诉讼代理人和由法学家担任的法律顾问,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他们被统称为＂诉讼保护人＂。至罗马帝国中晚期,国家公权力对司法诉讼的干预日益强化,执法官的专业化使得法庭演说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学习专业的法律知识,并肩负起法学家的法律咨询功能,还组建了自己的职业团体,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律师由此正式成为一门职业。这是国家政权认可法治观念、司法诉讼制度不断发展以及法律制度日益完备的历史产物。

简介：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必要性。根据差别化的需求，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应采取合理的适用路径。以“立法适用”为基础的路径无法穷尽和预设多样化的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程序性环境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合理化问题实质上就是“执法适用”的合理化问题，对程序性违法行为适用按日连续处罚的适用路径应作方向性调整，即在明确“立法适用”的前提下转向完善“执法适用”。

简介：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陈述规定为独立证据种类之一，这是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一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又同时具有证人的特征。这就造成被害人角色分配紧张，被害人陈述法庭质证程序出现乱象：作为当事人之被害人有权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有权以发问的方式对其它证据进行质证；作为被害人陈述主体之被害人，实际上承担证人功能，而法庭审理是禁止证人旁听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直面实践问题，以“精细化”为立法技术思维模式，在进一步明确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基础上，完善被害人陈述法庭质证程序。

简介：刑事错案观正确与否，取决于我们对司法性质的认识和对司法规律的把握。刑事错案并非简单等同于刑事审判中出现错误的案件，严格意义上的刑事错案限于违背证据裁判规则造成事实认定错误、最终导致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案件。刑事错案的制度性成因在于法院内部存在院庭长把关、审委会讨论、向上级法院请示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导致“法官不能独立办案”，在于以侦查为中心的职权主义造成公安“有案必破”、检察院“刑案必诉”、法院“罪案必判”的“接力”思维而导致“法院不能独立审判”。刑事错案需要法律的救济和纠正，但应当摒弃“有错必纠”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刑事错案必然迫责．可以通过“豁免制度”保障法官履行法定职责。

简介：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学界和实务界开始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理论。但学界与实务界的分析思路或多或少地有些滞后,即将刑事诉讼视为单一价值观支配下的有机整体,而忽略其中的冲突与竞合。

简介：刑事错案的生产机制，可被分解为两个关键的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构造故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由于认知系统中的系统一的自发作用，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存在着普遍的认知偏差，主要有代表性偏差、易得性偏差和锚定性偏差，这些认知偏差是导致刑事错案的直接诱因。第二个步骤是“证实（伪）故事”，在刑事错案中，侦查机关偏爱运用刑讯逼供手段来证实“犯罪故事”，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观察，这是“过度自信效应…‘展望理论效应”和“沉没成本效应”作用的结果。

简介：中国历史上的＂治外法权＂一词最初同时表达＂管辖外国人的法权＂之属地主义和＂治域之外的法权＂之属人主义两层意思。就属人主义的性质而言,1864年丁译《万国公法》所谓＂法行于疆外者＂的表述就表明领事裁判权是治外法权的一种,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治外法权＂与＂extra-territorialrights＂相对应,就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1905年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国际法学在引入＂领事裁判权＂概念的同时,却将＂治外法权＂概念硬性与＂exterritoriality＂相匹配,使得＂治外法权＂变成了与＂领事裁判权＂完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从而在中文语境里造成了混用和混乱。在1903年中外条约中已经出现外交＂特权与豁免＂语词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治外法权＂来表述近代语境下的外国在华司法管辖权问题,也许更为恰当。

简介：为破解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金双重约束的难题,加快城市化进程,天津市在“城中村”土地改造中,采取了宅基地换房的做法.此种做法具有行政权力主导性、土地征收伴随性、宅基地收回无偿性的特点.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主体错位、农民的选择权、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受到侵害,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等诸多法律上的障碍和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法确定农民集体行使宅基地换房权利的组织机构,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条款和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来依法保障农民合法财产权利,同时还应当依法保障农民“宅基地换房”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民合理的利益分配法律制度.

简介：陕西科学技术馆位于西安市新城广场东侧，是隶属于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的公益性科普事业单位，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阵地，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公众求知、探索和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修改,引入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具体化了这一标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对有关情节的适用加以考查,存在着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以及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等争议问题.对于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将特定“情节”的数额因素比照“数额”标准加以考量.对于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以数额为基准,并辅以“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加以处理.对于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贯彻充分评价与禁止重复评价之原则,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