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婚内强奸现象由来已久，近来几起案件的不同判决引起了社会关注，遂成为理论热点。从传统意义上看，婚内强奸似符合犯罪构成的“四要件说”，当构成强奸罪。不过，鉴于婚内强奸与一般强奸行为的差异，对婚内强奸行为的认定不应草率以构成要件而论。在现行刑法的分析基础上，充分考虑婚内强奸行为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各方面影响，不宜将该行为认定为强奸罪，也无需修改刑法另设新罪，完全可以在既有罪名体系之下，以虐待或故意伤害视之。

简介：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对于电子证据定位的模糊,导致缺乏统一明确的电子证据证明规则。现阶段亟需撇开法律定位争议,尽快创建电子证据特有的证明规则。本文选取了其中最常见的形式即电子邮件展开讨论。试图从电子邮件系统的工作原理、电子邮件信息尤其是信头的实例分析着手,结合法律和技术知识,为创建电子邮件的认证规范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

简介：我国目前存在民间金融严重不规范的现象,学界、实务界均在热议目前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本文从比较法视角出发,考察日本民间金融的方式以及非法融资。主要对非法融资出现的缘由、日本采取的措施进行探讨,并总结从中所获的启示。本文介绍了日本非法性民间金融中的消费金融公司、地下钱庄的高利贷现象,因法律修改不当导致反作用,进而衍生出的新的、不规范的非法性民间金融的现象。虽然两国国情大不同,但希望借此引发更多思考,共同探讨完善对策。

简介：身份与共犯的问题被称之为＂刑法学之绝彰＂,可见其涉及理论的繁复。其中以无身份者介入纯正身份犯共犯体系的问题最为典型。该议题的主要争论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无身份者能否成为纯正身份犯的共犯;其二,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成立共犯该如何定罪处罚。本文将以一则案例开启对此问题的讨论,并试图在身份、共犯等概念和犯罪共同理论以及二元共犯体系中去寻找身份之于共犯、身份之于正犯的作用机理,并希冀由此形成类似案件的定性思路。

简介：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文章坚持准备程序阶段的举证时限规制以及相对宽松的举证失权效果，同时主张以当事人的主观故意作为失权发生要件，从而适度缓和举证迟延、诉讼效率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举证时限制度的贯彻实施有赖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在法官有权力、无权威的司法环境中，举证时限制度难以顺畅运行。

简介：私募股权投资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如何识别与控制,是私募股权法律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私募股权投资可能面临其法律主体因素、权利义务因素和救济途径因素引发的法律风险,而其市场风险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控制。通过优先权条款作为工具,健全与完善以回购权、拖带权、反稀释保护和知情权保证为内容的特殊权利体系,可以有效控制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风险。同时,通过对赌协议的完善,可以有效控制私募股权投资所面临的市场风险。

简介：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①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破解行政审判难题的重要突破口。随着建设法治政府进程的日益加快。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已渐近制度化。但是。要使之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运行机制、有力的效果保障。成为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制度，尚需在对其现状作出客观分析和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其积极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特别是要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主体、情形、程序制约、庭后总结、监督以及建立行政机关与法院的联动机制等问题上进行认真的研究。这无论是对于已经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对于实践层面的需要来讲，都显得非常的紧迫。

简介：“涉众型”经济犯罪侵害的是众多不特定受害群体的财产，其外延应是不确定的。“涉众型”经济犯罪的“不特定公众”应当以广泛性、不确定性和实质的公开性标准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可以从实质上非法控制或支配他人财物的意图和使财物完全脱离权利人控制的意图两方面进行认定。本文认为，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要打破“先刑后民”刑事诉讼原则，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属性，重构“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机制，创新性地运用“共犯”理论确定打击范围，采取“优势证据原则”和“就低原则”综合判断犯罪数额。

简介：从程序法的角度,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李庄案享有审判管辖权,江北区公安局通过合并管辖对李庄案亦享有了侦查管辖权。但考虑到李庄案特殊的背景,不排除江北区公检法机关为使案件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而人为确定漏罪立案时间以及恶意进行合并管辖的可能。非法证据的调查应在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先行进行,公诉人对非法证据调查时间的理解是对司法解释的曲解。庭审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是由立法缺陷造成的。检方撤诉不符合目前司法解释关于撤诉理由的规定。为防止检方随意撤诉,法院在对撤诉理由审查时应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同时应明确撤诉即无罪的法律后果,撤诉后再行起诉的条件应提高为＂有新的重要证据＂,撤诉后无需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简介：法律的生命在于其有效实施。我国反垄断法制定以后,如何保障其有效实施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反垄断法的实施包括中央层面的实施,也包括地方层面的实施。然而,不管是在反垄断法的制定中还是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我们对于反垄断法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关注都很不够。本文以此为焦点,对我国反垄断法地方性实施的必要性问题进行了论证。

简介：《地方组织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规定不一致,其效力位阶可以根据《立法法》得以确定。从宪法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在我国现行宪法有关乡镇人民政府的职权规定中,环境保护事项应在该宪法规范的射程之内。有关立法事实也为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因此,在现行法体系中,乡镇人民政府应该具有环境保护职权。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有效行使,还面临很多体制障碍,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简介：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是其独立承担鉴定工作的准入条件,是对已获得从事相关行业的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经过一系列的考核或者实践经验的规定,授予的执业资格。我国对于司法鉴定人制度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大多都是建立在宏观层面的分析,对制度建构的合理性却鲜有论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我国关于司法鉴定人资格的有关规定、司法鉴定人执业资格的合理性分析是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

简介：在司法裁判中,裁判者必须依靠经验法则才能进行法律解释、证据评价、事实推定等活动。由于具体经验法则的非成文性、裁判者经验法则的个体差异性和裁判者应用经验法则的偏差性等,经验法则的司法应用存在巨的大风险。而克服此种风险应当满足三个方面的规则：一是司法裁判中的经验法则应当符合高度盖然性标准;二是司法裁判应合理考量经验法则的例外情形;三是应设立合理的程序救济机制。

简介：劳动法上的所谓劳动者,乃是达到或符合法律规定的就业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或限制行为能力,具备一定的智识或技能,有就业欲望并能够按照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与用工者依法订立用工契约,通过独立向用工者有偿出让自己的劳动力使用权,接受用工者的纪律和管理,参与到用工者指令要求或按照约定要求的内部生产协作过程中从事相关活动,以此与用工者形成人身隶属和管理关系,并由此按照约定获取相应的工资报酬的自然人。

简介：如何完善民事再审制度、提高司法公信力是民事再审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借鉴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影响民事再审制度司法效益的因素进行分析,并从转变再审司法理念、明确并细化再审事由、严格限制再审启动主体、实行再审一次终局原则、强化再审审查力度等方面对如何提高民事再审司法效益、增强司法公信力进行了探索,希望对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简介：案件质量是司法公正的生命线，如何健全案件质量监管体系，实现对案件的动态监督、过程控制和质量监控。以达到规范执法行为、促进公正执法的目的，是检察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文章从案件质量监督管理的内涵与设计原则定位出发，对现行制度及实现模式进行审视评析，寻求影响案件质量的制度症结，并以公诉环节的质量管理为视角，提出建构包括建构案件质量监督统筹主体、强化案件质量的预先控制和过程管理等内容的质量监督机制的整体框架。

简介：公司高管薪酬积弊重重，其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薪酬之高，而在于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关联度低下，而且缺乏有效的程序来制约董事会的恣意。另外，过高的薪酬吸引着大量有天赋的人才涌入商学院，未能从事其他社会价值更高的行业，从而减损了社会福利。然而，市场自身力量理论、最优合同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等均无法全面解释高管薪酬之高企。事实上，公司的自我拉抬偏差、商业判断原则对高管薪酬安排之庇护、法院因无力对高管薪酬的妥当性予以事后裁断而不愿介入相关纷争、谋求政治资本最大化的立法者的机会主义心理，以及有关公司法律的“信任型”特征，均使公司高管薪酬的制约力量极度弱化。由于诸多因素极不确定，要求以确定性和规范性为特征的法律在这些方面做出应对，其限度至为明显。

简介：现行《公司法》于2006年正式施行以来,其可诉性使得股东权纠纷案件出现快速增长,对股东权益保护的力度得到了加强。同时,随着法律实施的逐渐深入,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因此,如何公正、高效审理公司股东权益纠纷已成为当前民商事审判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审判实务出发,以实际案件为依托,通过对我市股东权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力求对《公司法》中股东诉讼机制在审判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及此类案件的发展趋势与规律进行准确了解和把握,以期为规范并统一股东权案件的审理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简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关于该条款究竟是否赋予了被追诉人沉默权，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由此导致“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在我国司法实务中的运作前景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其立法效果有待观察。在司法实务中正确适用“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关键是坚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