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要说的是小说和现实的不同,我称作小说的异质性。尽管小说是来自于现实,但当现实进入小说,无论量还是质,就都起了变化。首先举一段引文,引自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简介:<正>雷达在《论世纪眼光与新状态文学》(《文艺争鸣》1994年5期)一文中指出:一切都非单因单果,每进一步,必会牵动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和整个民族生存的方方面面,于是,一种更深广的反思开始了,它围绕着如何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和历史的现状,试图开出重铸民族灵魂的道路.这一思考重心的迁移,归根结底,就是思索我们的生存状态一先不忙下结论我们“是什么”,先弄清“我们在哪儿”.正是在研诘生存状态这—点上,我们与西方思潮具有某种“同构性”,但国情的悬殊,又使之具有“异质性”.抓住写生存状态一枢机,不但可以抓住它与以往创作潮流相互区别的特质,而且以此为轴心辐射开来,可以打通它与20世纪人文思潮,与当代中国现实,以及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诸多关系.新状态文学决不应只是一个空壳,决不应只是满足于写
简介: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简介:出口产业的科学转移对稳定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在现有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企业进行贸易方式和生产区位选择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阐明了贸易成本对我国出口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结论表明效率不同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贸易方式和生产区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我们对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假说。该模型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的变动对转移企业效率的影响完全不同:固定贸易成本的变化将使低效率企业首先转移,而可变贸易成本的变化会使高效率企业首先转移。因此,相比短期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优惠,完善企业的经营氛围和激励体制在促进我国出口产业的科学转移中显得更为关键。
简介: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检验和分析了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得到以下重要结论:(1)从整体上看,企业嵌入GVC生产对提高成本加成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分样本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高技术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行业集中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参与GVC中获得更显著的成本加成提高;(3)从作用机制上看,嵌入GVC的成本节约效应普遍存在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技术外溢效应仅对技术密集型企业有正影响;质量外溢效应同样得到经验支持,不过它依赖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政策启示为:应积极鼓励中国企业参与以GVC为核心的国际新型生产网络,促进加工贸易转型,提升自身研发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
简介:行业异质性往往导致知识产权保护在各个行业中的创新效应也不尽相同。文章首先构建了省际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数,随后通过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环境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跨行业的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推动了我国全样本工业企业的研发活动。但分行业的回归结果却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在市场结构不同的行业里表现迥异。在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两者呈倒"U"型关系,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会削弱企业研发动机;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则显著地提高了企业研发激励。我们的研究建议,政府在作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时应充分考虑到行业异质性,既要保证创新主体从研发中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以激励其研发,又要减少因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所带来的创新阻碍,从而提高行业总体创新水平。
简介:企业异质性通过人才分类效应、企业自我选择效应所产生的经济空间关联影响地区生产效率差异。使用2006—2007年全国28省份数据进行面板估计,结果表明:企业异质性越高,地区的生产效率越高;人才分类效应和企业自我选择效应是企业异质性影响地区生产效率的中介变量;人才分类效应以及企业自我选择效应越强,地区生产效率越高;地区的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并非像以往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对地区生产效率影响显著为正。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需要对地区的企业异质程度进行适时调整,同时需要对人口密度、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进行适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