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
简介:真纳由民族主义者向教派主义者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904-1928年真纳是一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将南亚次大陆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1929-1937年真纳的民族主义立场发生了动摇,他更多地关注印度穆斯林的利益,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印穆团结的理想;在国大党赢得1937年省立法会议选举、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之后,真纳彻底放弃了与国大党合作的幻想,将大多数穆斯林政党合并到穆斯林联盟,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印穆斯林政党。在促使真纳转变的诸因素中,国大党拒绝与穆斯林政党合作是最重要的。真纳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教派主义者使南亚次大陆的分裂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