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自古对人学寄予极大的关注,认为人是自然生成物,又是'万物之心',宇宙的心脏.孔子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孟子进一步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问题,荀子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人之何以为人的命题,认为人具有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

简介：我国当前正面临着空前的社会转型.转型带来了震荡与冲突,亦带来了压力与困惑.在此情况下我国人文研究的现状如何,问题何在?或者说,处在转型期的人文知识分子境况如何,他们是如何应对所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追求自己的理想,履行自己的责任?本文试对90年代以来知识界的现状进行分析,对其思想发展的轨迹进行勾勒,进而对此问题作出回答.

简介：先秦的诵可大致分为行人之诵、瞽史之诵和经师之诵。行人之诵就是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瞽史之诵就是把帝王世系、四方古史传说及风俗民情等用“乐语”的形式讲诵传播。经师之诵，主要指的是老师传授学生的讲诵。它们是中国早期经典流传的主要形式。“诵”体现在文本上大致是节奏感强，韵律和谐。

简介：<正>古城曲阜位于泰沂山脉西南麓,西面和北面有洙水绕城流过,南临小沂河,因城中有曲阜山而得其名。古时曾有少皥氏居此。商时为奄地。周灭商后,周公旦受封于鲁,其子伯禽就封并建都于此。至鲁顷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56年)楚考烈王灭鲁,历三十四世,凡八百余年。此后,秦为薛郡治,汉置鲁县,又为鲁国治,晋至后魏为鲁郡治,后齐改为任城郡,

简介：先秦时期，车战曾长期作为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作战方式长达数百年。一个国家拥有的战车数量，往往被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成为在战争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煌煌战车已成为国势的标志。以下力图通过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深入研究车战这一作战形式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为当前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简介：本文旨在对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发表后西方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概念与观念的争论作一综合评析。本文评介了麦卡勒姆的三要素自由概念，分析了哈耶克、阿伦特以及米勒等人对自由观念的划分，以揭示自由这一复杂的政治哲学概念的多重维度及其关联。

简介：神权政治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史主要是在先秦时期，可以说，殷商时期是神权主宰、决定王权；西周时期是神权从属于王权；春秋时期，神权则基本上丧失了其应有的权威；到战国时期，神权政治继续丧失其原有的地位；秦统一后，神权政治则彻底崩溃。自夏殷以来延续一千多年的神权政治体系逐渐衰落，而逐渐过渡到伦理政治的时代。

简介：《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为浙东学者刘宗周与黄式三研究《论语》的力作。在《论语后案》中,黄式三采用了刘宗周、万斯大、全祖望的学术观点,展现了对浙东学派的继承和反思。比较《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在诠释经义方面,展示了从意义的理解到文本的还原之异趣。在学术思想方面,从《论语学案》的重心演变为《论语后案》之崇礼。在文学气象方面,则由《论语学案》的崇气象嬗变为《论语后案》的重考据。从《论语学案》到《论语后案》,一方面展现了《论语》研究的传承,另一方面则为研究浙东学派思想的变迁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

简介：宋元时期文道关系的演变，与理学地位的升降密切相关。北宋理学初兴，理学家将“道”抬升至宇宙本体的高度，打破了“文”“道”之间原有的平衡，文道关系从唐代的“文以贯道”转变为宋初的“文以害道”。南宋时期，理学思想体系日臻完善，朱熹、真德秀等人均试图将“文”融入“道”的发展轨迹中，缓和北宋以来“文道”之间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入元后，理学家通过对文道关系的反思，使思辨的哲学与情感的创作合理结合。加之政治风向的变动，理学成为文人的进身之阶，最终形成文道融会的新局面。理学与宋元时期文道关系之间的互动，揭示出中国古代新思想发生、发展的新路径。

简介：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介：东周时期齐鲁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莱芜谷道和过平阴要塞的大道分居东西，其间还有多个山间谷道沟通齐鲁，齐长城上的关VI则是谷道的重要枢纽。西周早晚期的交通线路因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迥异而不同，但是莱芜谷道可能不是交通的主线。诸多考古材料说明新石器时代鲁中山间谷道已被作为沟通鲁南鲁北的重要通道。有商一代，鲁南鲁北交通主要以汶水上游和泰山西侧的大道为主，但不可忽视鲁中山地在商晚期交通中的作用。

简介：后苍是汉代礼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为中国儒学史上的第一位礼经博士，其学术活动历经武、昭、宣三朝。他制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又校书讲礼，著有《后氏曲台记》。其弟子闻人通汉、戴圣参与石渠阁会议讨论，清代学者辑录的《石渠礼论》有闻人通汉材料七则；弟子戴德遵守其《仪礼》十七篇次第，并致力于丧服研究，著有《丧服变除》，又选辑礼、记等史料编为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有弟子徐良，传徐氏学；弟子戴圣重新拟定《仪礼》十七篇次第，并选辑四十九篇《礼记》，有弟子桥仁、杨荣；弟子庆普有弟子夏侯敬及庆成，东汉曹褒传习庆氏礼，并参与朝廷礼制改革。后苍及其弟子的礼学传承，既促进了《仪礼》、《大戴礼记》、《礼记》等典籍的整理、形成和流传，又对西汉后期匡衡、师丹等人的郊庙礼制改革及东汉的朝廷礼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介：9月28～30日在莫斯科大学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共同主办，主题为“社会变革时期的伦理道德问题”。中方代表团成员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葛晨虹、焦国成、肖群忠、温海明教授和郭清香、张霄副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江畅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研究员，《齐鲁学刊》杜振吉教授，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黑龙江大学关健英教授，东北农业大学武卉昕教授。

简介：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被提出来的后新公共管理，在三个维度全面超越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一是权力重组，从强调分权到适度集权；二是结构重组，从机构裂化到主张机构协作与整合；三是关系重构，从倡导民营化到主张更加重视网络化治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对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简介：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后工业化进程是一场意义更大、范围更广、层度更深的社会变革运动。对于变革过程中的社会治理，人们通常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自然演进，二是自觉规划。在工业化进程中，人们选择了自然演进而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所以，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应当对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然而，目前的状况是，人类寻求合作的观念和呼声被淹没在了支持竞争的制度安排中，意图突破官僚制的组织设计仍维持着以往的中心-边缘结构，社会治理仍是以管理型政府为中心的。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旧的制度框架和思维方式，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通力合作。

简介：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破坏，而且对其政治、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危机时代，金融危机的破坏性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西方社会以至整个世界都在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与这种调整相适应，思想观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金融危机在更深的层面上既是一场思想文化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还是一场价值观的危机。

简介：“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思想酝酿与定位阶段。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作为“五四”东方文化思潮的主将,同时也是为现代新儒家思想定位的先驱。东方文化思潮出于对中国近代所走过的西化道路模式的痛切反省,主张中国道路特殊论,并主张以传统儒学为根本,在学术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文化会通,以达致传统文化开新的目的。东方文化思潮的这一文化思想和学术方向为现代新儒家所延承和发展。在今天看来,尽管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但由于他们在根本上固执于传统儒学的立场,因而未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主流,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开新的目的。

简介：“自”类语词可分为一般观念性与观念-思想化两类。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具有重要的思想内涵，却乏人问津，亟待从观念史、思想史的视域进行研究。殷商时期，盘庚使用否定性与肯定性“自”类语词，反思、批判人的存在状态，并要求人充分且合理地行事；西周时期，周人尤其是周公主要使用否定性“自”类语词，从消极方面限制自我、主体性，提示出存在状态、生命活动的转向，周人也使用肯定性“自”类语词，在积极方面的限制下将自我、主体性充分展开；春秋时期，语词趋于成熟，更加注重对人的种种限制，“自-他”关系、自我反思与克制、实现转向等内容较以往更加明确；前诸子时期“自”类语词的特例反映了拟人的思维与观念以及言说方式。要之，前诸子时期观念-思想化“自”类语词乃是先贤们对人的存在状态的认识、反思、批判的结晶，其追求合理性，体现了人的理性精神。

简介：康乾时期，清廷一方面利用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为其合法性作论证，凸显程朱理学“正人心”思想；另一方面又打击道统论中所蕴涵的与治统相对抗的精神，难以容忍程朱理学的“正君心”思想。在对待程朱理学的问题上，清廷始终在道统与治统之间处于矛盾心态。为了消除程朱理学的“弊端”，清廷又开始提倡汉学。所有这些策略最终加速了理学走向僵化的历程。

简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齐国也逐渐摆脱了西周传统的“亲亲尊尊”、明德慎罚等治国理念，开始寻求一种既能纵欲享乐、又能建立中原霸业、称雄天下的新的治国方式。齐国的人才观也随之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其一，从能力方面看，大至宰相、小至各行各业，凡有一技之长的人物都是人才；其二，从品德修养方面看，无论社会地位高低，凡品德修养者也是人才；其三，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才观经历了重德到重才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人才观的得失与齐国的盛衰紧密相连，虽距今两千多年，但其中的某些人才思想，如重视人才的治国理念、重用德才兼备的上层统治者的治国实践以及对什么是人才的深层思考，等等，仍对当今社会有种种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