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对环境规制引致劳动力再配置的主要路径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进行了理论梳理,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通过面板VAR模型估计了环境规制带来的劳动力再配置并分析了其宏观含义。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引致的劳动力再配置反映为污染部门的就业萎缩和清洁部门的就业扩张,其宏观福利含义表现为潜在的失业风险和社会转换成本。(2)企业进入、退出和在位企业的就业变动是劳动力再配置的主要路径,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进入引致的就业创造被显著抑制,在位企业的就业损失明显提升,被规制部门的潜在劳动力需求下降,宏观上存在着因解雇而产生的失业加剧风险。(3)环境规制导致高污染行业再配置劳动力的能力减弱,更多的劳动力再配置将在高、低污染行业间发生,宏观上更容易带来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错配及产生结构性失业。因此,促进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灵活匹配是降低环境规制社会成本,同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所亟需考虑的。
简介:以2008年~201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供应商进行商业信用再配置的信贷漏损行为为视角,证明了商业信用供给并非供应商根据自身信贷优势主动实施的逐利行为,而是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因客户占据强势地位被动进行的授信行为,是强势买方对供应商实施的信用侵占;其次,证明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降低强势买方的信用侵占意愿,弱化被动性再配置水平,即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具有缓解微观厂商之间商业信用侵占的能力;最后,证明了技术创新可以通过强化供应商产品市场竞争力来帮助其摆脱强势买方的商业信用侵占,进而降低被动性再配置水平,即鼓励企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对扭曲型信贷漏损具有治理意义。
简介:以2007年~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并以所有制差异为视角,揭示了货币政策对再配置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实证发现: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不同,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国企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鉴于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上述异质性提升效应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有所降低、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的效率有所提升。本文为理解新常态下的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及其政策协调性、理解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企业通过财务决策来优化要素配置效率的能动性及其政策联动性提供了研究视角和分析逻辑,也为分析货币政策对供给侧微观治理的影响及优化政策评价机制提供了实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