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就国内的经验看，“邻避”行动既非居民的情感宣泄，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不同类型的邻避行动有着迥异的生成机制。经济理性、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三种行动逻辑分别主导着污染类、风险集聚类、心理不悦类三种典型“邻避”行动的生成过程。而社区压力与从众心理、社会信任缺失与无效的风险沟通以及居民过度的风险想象等社会心理与文化因素的联合作用让孤立的“邻避”行动演化为群体性“邻避”冲突成为可能。有关部门要清晰界定经济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切实尊重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权利，逐步恢复社会信任，化解“邻避”冲突时更多地考虑并满足居民的价值与情感诉求，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理方案。

简介：邻避冲突的实质是一种利益冲突，我国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行政决策程序的欠缺、风险沟通不完善、补偿机制未建立，另外还存在邻避冲突解决机制方面的问题。为了解决我国日益增加的邻避冲突，需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强化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加强风险沟通，建立各种形式的补偿机制，完善邻避冲突解决的立法，及时预防和解决邻避冲突。

简介：邻避冲突表面上看是公民对邻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性的一种理性抗争,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动员和社会政治过程,是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非正义性的反映。环境正义理论包括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邻避设施选址过程中由于环境权保护不力、环境信息不公开、公民参与缺失,导致环境风险分配不均衡从而引起邻避冲突。因此,需要通过环境正义定量评价实现承认正义、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实现程序正义、通过利益补偿和社区回馈实现分配正义,防范和化解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中的邻避冲突。

简介：本文从最佳证据规则概念出发，阐述了我国最佳证据规则的发展和最佳证据规则有用于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是原物，限制使用复制品，使用复制品要经过严格审查判断等三层含义。提出我国的最佳证据规则具有适用范围广泛，坚持原件、原物优先采用，采用副本、复制品、复制件的标准较低，对副本、复制品、复制件适用传来证据的规则四个特征。最后，对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运用最佳证据规则提出相应的建议。

简介：每次去超市我都会跟大女儿有以下对话：“妈妈，我要坐在手推车里。”“不行!坐在手推车里很不安全，而且车上有贴警示提醒我们小朋友不应该坐在手推车里。”“那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可以坐在手推车里呢？”

简介：瑞典研究人员表示，接受减重手术的肥胖者能大幅延缓、甚至可能避免罹患2型糖尿病。先前研究已显示，减重手术能逆转已出现2型糖尿病症状患者病情；这项最新发现则提供减重手术能避免糖尿病的证据。

简介：产生于民主的规则在谈到公平的时候，常见的比喻是分蛋糕，标准答案是切蛋糕的人最后拿自己的那份。然而，实际情况中可能也存在其他情形。比如，大家认为分蛋糕的人付出了一定的劳动，他可以先拿，并且可以挑选大一些的，并且大家信任分蛋糕的人，相信他不会过分。再比如大家同意分蛋糕的人可以按其意愿给谁多分一点，给谁少分一点，并且大家尊重他的意愿。

简介：中国证据排除规则宜称为“可补救的排除规则”,补救与排除的对象包括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证据的补救方式包括补正、证据重作（重新取证）、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都具有补救可能性,但两者在补救与排除的顺序、补救的侧重点以及难度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于非法证据,应当贯彻先排除后补救的原则;对于有补救条件的,应当通过证据重作的方式补救其内容.对于瑕疵证据,则应当贯彻先补救后排除的原则,主要是采用补正、补强或印证、合理解释等方式,使其具有形式上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对于不能补救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简介：邓嵘在《重庆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国内外网络服务供应商（ISP）与版权人围绕ISP是否侵权的争议持续不断，双方在版权之诉中适用的避风港条款、合理适用原则和红旗标准又纠缠不清，存有冲突。从实践与理论的分析来看，正视避风港条款、红旗标准的价值定位与适用审查，改革现行的版权制度里的合理使用原则，消除ISP履行版权保护协助义务的消极态度，创新版权网络保护的方法机制，能够有效地应对网络环境下版权诉讼适用规则的冲突，并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简介：团购在发展演变中不断探索出商业运营的新模式。现下商业团购模式的发展受制于"产业生存"与"法律治理"双重困境,此与网络经济的特性直接相关。网络团购市场的经营模式革新滋生法律治理方式的转变需求。"责任规则"与"规制规则"同为保护市场及参与主体权益的重要手段,以前者为主的事后救济方式治理之下的网络团购市场弊端频现,"规制规则"于此则有更多可取之处。在网络团购市场中,"规制规则"未被予以重视与追求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偏向有关,而"规制规则"对经营者行为的激励与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都举足轻重。此外,网络团购市场治理的法律选择影响着网络团购市场的发展命运。

简介：当今世界,各种困扰纷至沓来——规则霸权,社会失范,行为失当,底线失守,严重危害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规则问题因此日益凸显,跃升为重大问题,亟需提上研究日程,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外社会规则研究主要是从一些具体学科领域诸如伦理道德、制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着眼,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也要看到不足——视野相对有限,探析比较零碎分散。鉴于此,从具体学科和哲学抽象来研究是两种趋势。所以,站在社会哲学层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系统分析不失为社会规则研究的一种逻辑进路。

简介：对金融衍生交易的破产豁免规定是否能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呢？目前,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破产法中的终止条款是为了保全债务人的财产完整性,以避免因债权人个别的请求支付而危害其他债权人的整体利益。譬如,在美国《破产法典》中,给予破产约定条款特殊对待,在破产发生时债权人有权自动终止合同,请求债务人进行没有到期的支付,这就使金融合约的债权人有优于其他债权人的提前请求支付的权利。AIG和贝尔斯登公司正是在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中失败导致其破产．但是二者无法有效利用破产法的相关规定阻止衍生交易的债权人请求支付或者终止他们之间合同的要求。

简介：最近在媒体江湖上，《一个城管的奋斗》报道火了，主角是赵阳？他是南京一名普通城管队员，可从十年前网络开始火的时候，他就跟着火起来，断断续续火了这十年。他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微博，不断曝各地城管执法丑闻，还自揭行业“潜规则”，连自己所在的单位也从不回避。

简介：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作为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以及证券市场监管的重要工具,早已为美国、欧盟、日本、我国香港地区等国家和地区所广泛采用。我国大陆在证券市场不断发展、金融投资工具不断创新的大背景下虽引进了该规则,但并没有将该规则明确规定在《证券法》中,而只是体现在有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证交所、券商的自律性规范之中,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作者通过分析与借鉴境外成熟市场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与立法经验,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中相关立法存在的问题,主张提高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立法层级、统一规定证券市场中各项业务的投资者适当性规则、进行投资者分类、明确违反投资者适当性规则的民事责任。

简介：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需要依赖社会规范,但作为现代社会主导规范的法律并不完全具备社会规范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法律在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上的局限性。潜规则是指在某一阶层或小团体中通行的,以权力和人情世故为中心,对法律进行便利化操作和私益化运作凝练而成的社会规范。它不同于民间规范,是中国社会建构和理解法律的独特方式,是当代中国真实规范状况的表征。在社会矛盾化解中,潜规则能够维持局部的社会秩序,通过作为立法渊源和填补法律缺漏的竞争性因素而化解法律与社会矛盾;同时,潜规则影响着人们对待社会矛盾的心态,并可以作为社会矛盾化解的介质和渠道,在司法实践中对法律解释产生影响。拒斥多于认同是时下对待潜规则的理性态度,但应大力凸显潜规则在构筑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可能价值,才能较好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简介：关联性证据规则中一项极为核心的内容,对维护司法公正﹑完善我国证据立法和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关联性证据规则作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关联性证据规则可以从明确关联性证据规则的涵义﹑设立品格证据规则﹑规范相似事实证据规则和确定关联性证据规则的除外情形四个方面来进行构建。

简介：被告人供述证据因其直接证据的属性以及丰富的证据线索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现行的司法体制和诉讼结构下，被告人供述证据的非法获得与使用滋生了严重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刑事诉讼法》仍旧立足原有司法体制土壤的孤立技术革新难以形成制度群的互补共生效应，制度的有效实施，不但需要本身逻辑的严谨，技术的精巧，更需要与之配套的外部环境，非法供述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必然依赖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则体系，讯问制度的规范化、透明化建构，辩护律师在场制度，法庭质证规则的直接言词表现，侦查人员出庭制度等，使之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成一种共生效应，以此推动相关规则的落实运行。

简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规范价格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制定本规则。

简介：刑诉法完善了狭义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构建了包括强制作证等一系列旨在改变目前证人不愿出庭的难题。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立法指导思想的顾此失彼,使得《刑事诉讼法》对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仍存在诸如保护对象过窄、出庭作证条件应然平等与实然差异的矛盾等问题。鉴于此,应当以刑诉法为基准法,以实体和程序并重来塑造、细化和完善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科学构建证人安全和经济补偿（助）制度。

简介：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会遇到瑕疵证据。当前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存在缺乏程序限制、补正范围过大、判断标准不清等问题。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建立补正的程序机制，明确补正的范围和细化审查判断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