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青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青年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制约性因素。因此,对青年的教育与对其他社会群体的教育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代中国基本国情,更加重视我国青年一代的思想教育事业,对青年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真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的青年教育观,对加强我国青年一代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神仙”是道教神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又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复合观念,其形成亦经历了漫长的流变过程。道教神仙观念的形成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实现首先,通过“神”的人格化建构其独有的神、人关系;其次,通过“人”的“神仙”化实现道教“神”权的初步建构;最后,通过“仙”与“仙人”的概念化实现其位阶化神仙观念的形成。

简介：在中华法制文明史上，两宋不仅立法详备，司法井然，而且在宋人诗词酬酢中，也浸润着深厚的法观念和法文化。其诗文中每每出现关于法的讨论和评判，有不少言论直指现实，切中肯綮，发散出耀眼的思想光芒。通过发掘宋人诗文中的法观念，我们可以直观感受到这一时期法制的律动，从而深化对宋朝法制的理解。在法律史学的研究中，以诗文证法史应该是一条蹊径，但我们在运用诗文材料时，必得明白作者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境遇之下而作。只有既知人又论世，才有可能凭借个性化的诗文求得客观的历史真实。

简介：简言之,“矜恤”即是同情、怜悯、不忍和予以帮助的愿望及行动。中国传统上的“矜恤”观念有着十分深厚的思想渊源,而儒家思想无疑是其最为主要的支撑。

简介：海权观念是一个国家内部对海权战略目标和战略原则所形成的共识。国家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决定了海权观念。中国的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这使得中国的海权观念亟需更新。更新的中国海权观念包括两方面的共识。第一，五个战略性目标——威慑；维护海洋主权与海洋权益；确保海洋自由；力量投送与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四条战略原则——建设体系化的主战海上力量；发展多元化的海上力量；灵活的力量运用与软实力的配合。

简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法及其适用目的的不同认识，使得法观念成为影响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在纠纷解决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另外，通过诉讼机制来解决纠纷是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诉求，与之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国家治理是一个与公民权利无涉的范畴，其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而旨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和谐。而纠纷解决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社会治理手段的差异必然影响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和运作。

简介：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港人的国家认同进展缓慢。这背后既有观念的影响,也有制度的因素。殖民时代留给香港的“实用主义”与“去中国化”意识、冷战体系留给香港的“反共”意识以及“新本土主义”的“反大陆化”意识都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深入交流机制短缺也导致国民教育的内容不能对港人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

简介：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惩罚性赔偿倍数的提高和最低赔偿标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在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一批以索要惩罚性赔偿为职业的“职业索赔人”。他们以获得赔偿为目的，与打假基本无关，且逐渐呈现组织化、集群化、家族化的特点，已经超出了一个善良且诚信的消费者应有的道德底线，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并由此引发道德风险。法院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惩罚性赔偿条款时出现了理解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的情况。为此，应通过案件的审判，发挥司法制度在消费领域中对诚信观念与秩序的塑造和引领作用，既不能因噎废食一概否定职业打假人的作用，也不能放任不管，应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加强诚信的秩序塑造，引导职业打假人依法打假索赔。

简介：在处理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的问题上,目前学界存在着一些不当观念,如为了入罪而认为委托关系属于侵占罪的保护法益,在涉及赃物盗窃时又认为占有属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而在判断不法原因给付物是否具有他人性从而是否属于行为人代为保管的他人之物时,要么否定他人性,要么只承认给付者享有返还请求权的才具有他人性。这些观念亟待纠正,这一方面有利于对侵吞不法原因给付物/委托物的行为准确加以定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相关问题的合理解决。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流行。该观念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过程,传统的＂天下＂观念在中国近代遭到西方国家侵略之后逐步解体。为应对外来危机,＂中华民族＂观念开始生成,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族体整合。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事实从制度和观念层面推进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简介：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离不开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发现了阻碍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资本,从而使得共产主义真正深入现实历史的本质中。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别的,正是指瓦解资本主义历史中深层的资本运作逻辑,把现实的人从对资本的依赖中拯救出来。离开《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历史,马克思主义必然会被抽象为某种传统的历史哲学,共产主义则必然被曲解为这一历史哲学所设定的终极历史目标。相反,澄清《资本论》同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则能够打破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超历史理解,拯救现代人的信仰迷失。

简介：文章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男女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有助于削弱农村人对姓氏继承和性别分工的传统观念，但并未动摇财产继承这一最核心的父系家庭制度，而且外出务工对姓氏继承观念和性别分工观念的影响在女性样本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研究认为，进城务工对农村人传统性别观念的削弱作用表现出由表及里、逐层推进的特点；作为传统性别观念的既得利益者，农村男性的传统性别观念很难发生与女性同等程度的转变。

简介：中菲关系面临的僵局不仅仅源于“零和”性的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彼此间误解也是一个重要根源。中国对菲律宾的误解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外交事务，对其地缘政治重要性与对美关系的“独立性”认识不足，同时低估了菲律宾国内因素对其外交事务的影响。菲律宾对中国的误解主要集中在后者的领土政策，以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无止境地攫取地盘，怀疑中国政治协商的诚意，以及迷信美方干预能够制约甚至改变中国政策。双边误解放大了利益冲突，导致互相误判，导致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的中菲关系被领土争端所绑架。两国必须走出这些误解以及由这些误解所导致的困境。当下要务是应该利用菲律宾政府更替之机，寻求妥协，控制争端，防止将来出现更大的冲突。长远来说，关键是重启和发展一个培养双边战略互信的战略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与良性发展。

简介：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重要目标的法律现代化,依然在努力实现过程中。这一可能缓慢的历史进程恰逢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全面深化改革,一系列打破原有熟人社会结构、建构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政策措施加速形成法律现代化的社会基础,这就为平等个体之间以契约关系依规则行为的法律现代化奠定基础。法律现代化需要建构理性、自由、平等的契约观念基础,需要建构形式法治基础;但是在此之前,有必要充分认识法律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现实,这正是法律社会学所擅长的方面。

简介：社会依法治理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要在健全宣传教育机制、完善守法诚信奖惩制度、提升道德底蕴中增强社会依法治理的观念,在主体、载体、机制三个横向层次下进行社会依法治理的纵向层次的深入,在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组织的自律与规范、成员的教化与权益维护上推进社会组织在社会依法治理中的领域拓展。

简介：边沁的早期主权观念形成于对布莱克斯通自然法理论的批判中。他认为自然权利、自然法、原始契约都是理论拟制,布莱克斯通建立在原始契约上的主权是一种霍布斯式的绝对主权。这种主权观念混同了权力的事实雏度和应然维度,是一种抵制改革的主权观念,它无益于实现自由。边沁吸收了布莱克斯通的立法主权概念,但与布莱克斯通不同,他认为主权受到明确协议的限制,人民基于功利判断而拥有反抗权,主权具有事实和应然双重维度。这成为边沁后来系统阐发人民主权观念的理论基础。边沁的主权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政治联合方式,他批判布莱克斯通的目的在于为改革辩护。

简介：中原油田是进入海外市场较早的企业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油田海外事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这与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息息相关,充分彰显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威力、潜力与效力。构建适应国际化的劳动组织体系是基础国际项目管理公司化。

简介：从国外相关研究情况来看,各国对于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具有很强的战略不信任,使该项倡议的推进面临政治风险和实施困境,究其原因是由于处于各国海权观念依然停留在以马汉海权理论为代表的旧有海权逻辑中。因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顺利推进首先需要塑造起以开放性与非排他性、经济性与合作性、平等性与治理性为特点的现代海权观念,这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理念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又需要中国在倡议推进过程中遵循相应的原则,进行积极地塑造。

简介：从主权在民的宪法文本和现代财产权最新理论出发,预算权既体现国家的财产权,也包括公民的财产权利,是基于预算权利的权力和权利的辩证统一,其核心是对预算权力的控制。对预算权概念的重新构建,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对新预算法预算权的配置。预算权通过预算透明度规则、预算平衡机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预算监督制度、人大预算权力配置、财政问责制的建立从而重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简介：转型中国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论建构,具有三大历史规定性条件:转型的'进行时',需为中国追寻'另类现代性'道路保留必要的想象空间,并兼顾理论建构的开放性、针对性和可行性;正义问题的共时性和整体性,需要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正义问题统合起来;重大'正义事项'的未决性,需仍将视角聚焦于社会基本结构层面。正义是'一致性'与'应得'(dues)的结合,即比较原则与非比较原则的统一。前者界定了正义的形式要素;后者包括法律权利(rights)和道德应得(deserts),界定了正义的实质要素。所谓'反正义的公平',是指符合一致性要求、但不符合'应得'要求的一种正义观念。它包括两种形态:'法律外的反正义的公平'和'法律内的反正义的公平'。这种正义观念的'话语'特质和机会主义特性,既使转型中国的各种社会抗争行动具有了泛道德的证成依据,亦加剧了'反正义局面易循环'的乱象。中国文化中的机会公平传统、20世纪人民共和革命所形成的'后习俗的'道德意识结构、当代中国实践哲学中的'权利话语'及当下中国缺失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分别为'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意识结构、话语基础和'背景制度'。保障经济正义/分配正义(落实'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建构公共商谈(公共自主)的政治机制、厉行法治,是超克'反正义的公平观'的三个方向。从罗尔斯自尊的社会基础及自由优先性适用的特定文明条件出发,转型中国作为'非丰裕社会',应当坚持经济正义(分配正义)的优先性。基于对自尊的社会基础、罗尔斯分配正义原则适用的制度前提、转型中国经济正义问题特殊性等的分析,转型中国的经济正义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配给正义'。转型中国的'底线正义'诸原则,应包括如下'词典式'序列:经济正义原则(实质性的机会公平原则、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