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的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合并糖尿病或高血糖化疗期间的护理。方法对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肿瘤科58例恶性肿瘤合并糖尿病或高血糖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做好心理护理,血糖的监测和控制,饮食指导与锻炼,并注意感染和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结果除18例化疗前即为糖尿病患者外,36例于化疗第1疗程即出现高血糖,4例于化疗第2疗程出现高血糖。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既定化疗疗程,无1例因高血糖原因中途停止化疗。患者空腹血糖5.3-8.1mmol/L,平均6.8mmol/L,餐后2h血糖9.7-14.9mmol/L,平均12.3mmol/L。13例糖尿病患者化疗第1天餐后血糖即升高,其中2例餐后2h血糖达27.4mmol/L和26.8mmol/L,5例发生低血糖,2例发生静脉炎,均予对症处理后好转。无酮症酸中毒和严重化疗药物外渗发生。结论加强对恶性肿瘤合并糖尿病或高血糖患者的护理,可使其安全有效地完成化疗。
简介: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伴低血糖症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4月至2007年12月期间收治的26例原发性肝癌伴低血糖症的患者,以同期无低血糖症的原发性肝癌患者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及生存预后的不同.结果原发性肝癌伴低血糖症患者占总体原发性肝癌患者的6.7%,其临床症状与普通低血糖症患者相似.低血糖症患者组的年龄、性别、BMI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低血糖症患者组术前ALT、AST、TBIL、IBIL及DBIL升高的比例高于对照组,仅ALT、AST升高比例有统计学差异(P<0.05).低血糖症患者组Child-Pugh分级B级和C级的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低血糖症患者组AFP升高者比例达69.2%,显著高于对照组46.5%(P<0.05).低血糖症组和对照组患者在病理类型及大体类型分布无显著性差异.原发性肝癌伴低血糖症患者1、3年术后总体生存期分别为50.0%、0.0%;对照组1、3、5年生存率分别为69.0%、28.0%、18.0%(P<0.05).结论原发性肝癌合并低血糖症少见,这一特殊类型患者的临床病理特点较差,生存预后不佳.
简介:目的探讨连台手术术前禁食时间对原发性肝癌(primarylivercancer,PLC,简称“肝癌”)患者术后血糖水平的影响,为临床上减少术后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提供依据。方法将96例行肝癌切除术的患者根据手术开始时间分为连台组和首台组,其中连台组40例,首台组56例,比较两组术前禁食时间及术前、术后第1日、第3日、第5日、第7日的空腹血糖值。结果连台组术前禁食时间长于首台组(P〈0.01),连台组术后第3日、第5日、第7日的空腹血糖值高于首台组(P〈0.01)。结论连台手术术前禁食时间延长可能是导致肝癌患者术后血糖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临床上应重视对连台手术患者进行个体化的术前饮食指导,以减少术后应激性高血糖的发生。
简介:目的探讨改良胃旁路术对合并2型糖尿病胃癌患者术后血糖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6年5月在本科室行胃癌根治术联合改良胃旁路术的48例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患者术前及术后3、6个月空腹血糖、餐后2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及BMI的变化。结果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患者术后3、6个月的空腹血糖分别为(6.89±1.15)mmol/L和(5.40±0.62)mmol/L,与术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患者术后3、6个月的餐后2h血糖分别为(9.82±1.12)mmol/L和(9.22±1.01)mmol/L,与术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患者术后3、6个月的HbA1C分别为(7.26±0.46)%及(6.8±0.35)%,与术前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患者术后3、6个月的BMI较术前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结论胃癌根治术联合改良胃旁路术治疗胃癌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安全可行并可以改善患者术后血糖控制。
简介:目的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接受地西他滨(DAC)治疗前后程序性死亡因子-1/程序性死亡因子-1配体(PD-1/PD-L1)的变化。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初治MDS中符合WHO2008分型WPSS预后分层中危组及高危组并接受DAC(20mg/m^2d1-d5,21-28天为1个周期,治疗2个周期)治疗的18例患者,同时以5例非恶性血液病患者为对照。于DAC治疗前后收集外周血和骨髓细胞。流式细胞术(FCM)检测DAC治疗前后外周血CD3+CD4+T、CD3+CD8+T淋巴细胞的PD-1和骨髓单核细胞PD-L1的变化;QPCR检测DAC治疗前后外周血及骨髓单个核细胞PD-1mRNA、PD-L1mRNA相对表达量的变化;比较化疗缓解组(n=5)和未缓解组(n=13)PD-1/PD-L1的表达水平。结果FCM检测显示,DAC治疗后,中危组CD3+CD4+T、CD3+CD8+T淋巴细胞PD-1和骨髓单个核细胞的PD-L1比例分别为(11.43±1.88)%、(11.46±1.60)%和(16.59±0.72)%,高危组分别为(16.36±3.71)%、(16.59±3.81)%和(18.69±1.60)%,均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P〈0.05);未缓解组CD3+CD4+T、CD3+CD8+T淋巴细胞PD-1和骨髓单个核细胞上PD-L1的比例分别为(18.51±2.62)%和(19.03±2.18)%和(19.22±1.40)%,高于缓解组(P〈0.05)。QPCR检测显示,DAC治疗后,中危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D-1mRNA和骨髓单个核细胞PD-L1mRNA的相对表达量为6.32±3.37和2.88±1.72,高危组分别为12.55±6.27和7.47±4.90,均高于治疗前(P〈0.05)。MDS未缓解组外周血PD-1mRNA和骨髓单个核细胞PD-L1mRNA的相对表达为16.28±4.64和9.16±5.40,高于缓解组(P〈0.05)。结论DAC治疗后中、高危MDS患者的外周血、骨髓中PD-1/PD-L1表达明显上升,尤其是未缓解组,PD-1/PD-L1高表达可能是介导DAC耐药的原因之一。
简介: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原发性肿瘤,因生长部位特殊且多呈浸润性生长,目前的治疗方法尚不尽人意,Ⅱ级以上胶质瘤的预后普遍较差,故必须寻求更为有效的治疗手段。而胶质瘤细胞信号传导通路异常研究的新发现,为开辟有效治疗新途径提供了重要的肩示,已成为当今世界胶质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现已初步证实,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和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受体家族信号传导通路,以及它们细胞内的下游信号传导通路异常均与胶质瘤的发生、发展关系最为密切,故本文着重对这些内容作简要介绍。
简介:以关节损伤为主要病变特征的各种关节炎,可导致关节慢性持续性肿痛、关节僵硬及功能障碍,最常见的两种关节炎是骨关节炎(osteoarthritis,OA)和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RA)。OA以关节软骨退行性病变为特点,主要的病理变化是软骨细胞功能减退,软骨基质的分解加速,软骨组织的磨耗,进而继发滑膜炎症和关节周边的骨质增生。RA则是以慢性关节滑膜炎症为特征的全身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发病关节腔内有大量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浸润,主要的病理特征是关节滑膜及周围结缔组织异常增生,滑膜内大量新生血管和广泛慢性炎症性细胞浸润,滑膜组织表现为增生过度和凋亡受阻,产生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metalloproteinases,MMPs),破坏关节内软骨和骨,同时成纤维细胞(fibroblast-likesynoviocytes,FLS)增生,造成关节纤维化。由此可见,关节软骨的损伤是RA和OA的共同特征。
简介:目的:为了解P53蛋白异常表达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S-P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90例手术切除的NSCLC组织石蜡包埋标本。结果:53.3%(48/90)的标本显示P53蛋白向染色阳性.肺鳞癌和腺癌的阴性率分别为64.3%(36/56)和35%(12/34)。统计学分析显示P53蛋白染色结果与病人年龄、性别及肿瘤分期无显著关系,但与肿瘤组织类型显著相关。P53蛋白染色阳性和阴性组病人中位生存月数分别是24个月和55个月。Kaplan-Meir图显示二组病人术后生存概率有明显差异。逐步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P53蛋白染色阳性与病人术后生存时间呈显著负相关。结论:P53蛋白异常表达是非小细胞肺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判断指标。
简介:肿瘤标志物是临床上重要概念,也是作为癌症诊断的重要指标。对于体检者而言,一旦发现自身肿瘤标志物异常,应当立刻引起高度警惕,若对肿瘤标志物异常情况有异议,也可以做其他辅助检查,提高诊断的说服力。肿瘤标志物种类较多,不同种类异常表现可能提示不同疾病,具体来看看吧。
简介:肺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其中,NSCLC占大多数。肺癌早期可以采用外科手术,但术后仍有较高复发率,多数患者术后仍需接受放化疗治疗。近年来,分子靶向药物在肺癌临床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但长期应用抗肿瘤靶向药物治疗对远期临床症状缓解及预后并无明显改善,且易导致肿瘤耐药性。EHD1与EGFR突变通过干扰细胞内吞循环,造成细胞多种蛋白受体转导及多种信号通路传导异常,诱发细胞癌变。EHD1和EGFR有望成为NSCLC治疗新靶点,探索二者异常表达在NSCLC中的具体机制,为新型抗肿瘤靶向药物研制提供重要理论基础,为肺癌临床诊治提供新的诊疗方案,对改善患者病情及提高生存率等方面,具有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