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的聚落形式主要有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其发展演变在时间序列上可划分为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土司时期,城市稀少,城址多在盆地(或坪坝)或临近长江之地,规模小,内部结构简单,政治、军事职能较强;土司村寨的分布大势是北少南多,村寨的规模相对较大,非土司区村落分布稀散。改土归流后,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多,城址的分布渐趋均衡,但城市的规模仍不大,内部结构较土司时期复杂,城市除仍具有政治、军事功能,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有所增强;村落多集中分布于原土司区,村落的数量增多,但规模较小。影响明清时期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分布与发展演变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和民族因素。
简介:“西南”区域地理概念及范围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历程。先秦时期的“西南”主要包括巴和蜀。汉晋时期,“西南”区域概念正式确立,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唐宋时期,狭义的西南是指唐、宋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即唐代的剑南道、山南西道、黔中道,宋代的川峡四路;广义的西南还包括疆域外的南诏(大理)以及其它一些民族和王国。明清时期疆域内的“西南”出现了三种主要观点,较之前代范围有所扩大。近现代的“西南”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西南”概念及范围受地理方位、地理环境、行政区划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动态性、模糊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还有民族、边疆、政区、经济等多重含义。
简介:近代以来“西南”的区域重构,在区域合作战略主导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清末民初,“西南”区域认识是建立在流域分区强调横向(东西向)联系基础上,体现了贯通“三沿”(沿边、沿海、沿江)地带的自然诉求.民国初年,西南六省(川湘粤滇黔桂)一系列的区域政治合作则是其明确体现.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战略主导下的国防地理分区,体现了由横向(东西向)的流域分区向强调高地防御的纵向(南北向)地形分区的转变.1949年后的西南大行政区设置也是国防区划思维的体现.然而,改革开放后,这一“国防第一、经济第二”的区划思维及其实践阻碍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南经济区的不断调整,尤其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的提出,则可以看作西南区划思路的回归,是对贯通三沿(沿海、沿边、沿江)地带的区域合作常态的自觉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