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曾经喧嚣于政策、市场与技术讨论中的转换"模式"之争逐渐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地方性的转换实践,以及对转换中涌现的各类技术与市场问题的应对。与上述专业话语和实践不同,本文从对"青岛模式"的批判式历史解构出发,着重分析国家和资本在形塑这一模式中发挥的重要结构性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将由"青岛模式"及其全国推广所展开的围绕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多样化"社会过程"称作"青岛实践"。这一未竟的社会过程不仅继续受到技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力量,以及寻求投资报偿和增长的各类资本力量的制约,但也逐渐受到多种"社会保护运动"及其对国家规制的诉求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数字电视道路不仅具有特殊性,更具有传播民主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多重角色值得特别关注。十年之后再议"青岛模式",既是对历史研究空白的补足,也是对当下未竟的数字革命的重新检视。
简介:<正>舆论监督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自主性的社会舆论不同,具有显著的原则性。指导社会主义舆论监督的三项基本原则是:人民利益原则;真实性原则;平等原则。它是健康地实施舆论监督的必要条件。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新闻民主权利,这种新闻民主权利属于全体人民群众而不仅仅属于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调控舆论监督的重要基因。1、人民利益原则:舆论监督的出发点与归宿18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揭示了唯心主义者极力掩饰的一个简单道理:“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同年11月,恩格斯在考察英国社会经济状况时,认识到阶级冲突的基本成因是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唯物史观的重要契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