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部内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财政部门是财税法律法规的起草者和执行者,肩负着普法的重要职责。为健全财政法治宣传教育机制,扎实推进各级财政部门全面履行财政普法责任,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的通知》要求,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一、总体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法治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进一步明确各级财政部门普法任务,健全制度机制,加强督促检查,深入推进财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全社会财政法律意识和对财政法律法规的认知感、遵从度,为财政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财政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坚持与财政管理实践相结合,坚持系统内普法与社会普法并重,坚持上下联动、密切协作,坚持创新方式、注重实效。
简介:理财产品"飞单"的泛滥根源于我国金融市场投融资渠道不畅,无法有效满足市场的融资需求以及投资者的财富增值需求。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对理财产品"飞单"的刑事责任认识不清的情况下,高额的佣金诱惑为理财产品"飞单"的疯狂点燃了导火索。规范理财产品"飞单"行为,不仅要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追索、通过行政监管规范金融机构行为,还要通过刑事追责进行有力威慑和打击。
简介:企业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是,以往研究重点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效率问题,现实中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普遍存在,对于这些非效率社会责任投入的成因和治理,目前理论研究鲜有关注。文章借鉴公司治理的核心手段一激励和约束制度,分析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的影响,利用2012—2015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具有显著的治理作用;较低水平高管持股加剧了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较高水平高管持股表现出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的治理作用;较高水平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的共同实施对企业社会责任非效率投入具有显著的综合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履行在目前阶段主要依靠约束机制,股权激励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才能发挥预期的治理作用。
简介:财政事权是指某一层级政府管理行政事务的权力,支出责任则是指政府为履行事权而进行相应支出的责任和义务。基于权衡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的考虑,在政府间划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是必要的。外国的学者们以财政联邦主义作为划分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指导理论,中国的学者们也从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角度总结了适合国情的三个划分原则。然而中国的划分现状却难以令人满意,不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不清,在政府内部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也不稳定不匹配。针对现存的问题,学者们从三个方向探索对策。他们不但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改进了现行的划分模式,最后试图建立符合规范的划分方案。
简介:基于调研数据,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提取了重点监管工作效果评价、社会共治效果评价、全过程监管效果评价三个潜变量,实证研究了对食品安全监管效果总体评价的影响路径和效应。结果表明:第一,重点监管工作效果评价、社会共治效果评价、全过程监管效果评价与食品安全监管效果总体评价呈正相关关系。全过程监管效果评价对总体评价的影响最大,而重点监管工作效果评价对总体评价的影响最小。第二,重点监管工作效果评价、社会共治效果评价、全过程监管效果评价三个潜变量之间存在正的交互效应。第三,公众对农兽药销售及使用、投诉举报渠道管理、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评价分别是对重点监管工作效果评价、社会共治效果评价、全过程监管效果评价最大的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了加大重点监管工作信息披露力度、推动食品安全问题社会共治、实现全过程监管等对策建议。
简介:文章选取青岛市海岸带作为研究区域,基于P-S-R模型,构建了包含21个指标的海岸带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变异系数法分别确定指标的主、客观权重,基于综合评价值最大的方法确定指标的组合权重;最后,结合TOPSIS法,对2010—2016年青岛市各年份的海岸带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10—2016年各年份评价指标与负理想解的距离d-i整体上逐渐增大,与正理想解的距离d+i整体上逐渐减小,与负理想解的贴近度C-i也由2010年的0.3901上升到2016年的0.6478,即青岛市海岸带生态安全状况整体上呈好转趋势。文章针对影响青岛市海岸带生态安全的具体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1)加强水污染处理技术的研发,提高再生水利用创新能力,实行限额捕捞制度,降低海洋产出压力;(2)持续稳定地增加环保投资力度,提升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水平;(3)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巩固和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