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前，我国在毒品犯罪量刑问题上存在着重刑倾向和过度适用死刑的情况。产生的原因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与毒品犯罪定罪量刑上存在的“唯数量论”等有关。我们应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对相关制度进行调整，严格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简介：刑法国际化就是指刑法发展进程中各国相互吸收、彼此渗进、趋于接近、共同前进的趋势，这一趋势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法律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并且，刑法国际化约趋势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已有所体现。

简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相关司法解释和文件中将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规定为初查，怛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职务犯罪初查在法律效力、工作机制和手段运用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职务犯罪初查就其属性而言应当归入审查的范畴，在初查中引入调查不利干保障人权及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职务犯罪初查应定位为一种单纯的审查，由此决定在初查中应采用迅速审查、大胆过滤线索及放宽立案条件的策略，并通过合议审查、全面审查等方法推进对职务犯罪的查处。

简介：

简介：在传播性病罪中，严重性病的范围应以卫生部发布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的8种性病为宜。本罪的主观方面是行为人明知患有8种严重性病之一，而希望或放任卖淫嫖娼行为发生。本罪的既遂形态为行为犯。本罪与故意伤害罪发生竞合时，应按法条竞合处理，定本罪。

简介：不批准逮捕实质上是通过法定程序使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司法实践中，不批准逮捕存在对逮捕证据把握过严、较少考虑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而存在“构罪即捕”等问题。应当在完善立法、加强内部监督、建立不捕说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保障不批准逮捕权的正确行使。

简介：研究职务犯罪侦查管辖需要解决好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哪些侦查机关享有职务犯罪侦查权;二是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对哪些案件享有侦查权;三是如何处理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争议。三大法系主要国家一致明确了职务犯罪侦查的主导者为检察机关;将贪污贿赂、渎职侵权列为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案件范围,对原案采取与职务犯罪本案一并管辖的原则,并且扩展到与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官员职务犯罪有关的案件;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冲突一般都采取非诉讼的方式,不提供救济途径,且处理结果一般也直接影响审判管辖权归属。

简介：腐败的治理是以科学的理念为指导的社会治理活动。科学的腐败犯罪治理理念是建构完备、有效的腐败犯罪控制对策的前提。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反腐败公约着力倡导了防范性、内抑性、综合性、经济性、一体化的腐败犯罪治理理念，由此推动世界腐败治理运动的深入发展。

简介：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加快新农村建设，重视“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农民轻微犯罪问题突出，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构建和谐社会的消极因素。因此，应对农民轻微刑事犯罪进行研究，探索建立农民轻微刑事犯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维护农村的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简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的强调，以推动自首、立功等从宽制度更好地实施，不是在现有从宽基础上再予以额外的从宽。除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对选择刑事速裁或其他简化程序的被追诉人，应以独立的实体性从宽措施补偿其程序保障的减损。补偿力度应与程序简化程度成正比。应限制被害人谅解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的影响力，其不应作为选择刑事速裁或其他简化程序的影响因素；在刑罚适用上，应拒绝被害人绑架司法的行为。从被追诉人能力、辩护人能力与尽职情况及律师独立辩护理论的妥当性考虑，律师无权否定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律师异议不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简介：一、关于单位挪用公款归他人使用情况的定性问题单位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一种情况是:为了本单位的利益,由单位负责人决定或集体讨论决定,将公款挪给他人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对单位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在理论界与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简介：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制之所以能有效地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事人在庭审中享有异议权；“异议”具有特定而丰富的内涵与坚实的法理基础；异议制度的生成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庭审中控辩双方当事人所享有的异议权而言，立法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重构，以适应我国庭审改革走向对抗制的需要。

简介：

简介：2007年3月17日至18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主办的“知识产权与网络刑事法律保护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刑事法学界、知识产权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及企业的二百余人与会。研讨会就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司法认定、网络犯罪的管辖、虚拟财产的性质等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刊从这次会议中选择了五篇文章和发言，以飨读者。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在监管改革和自由贸易区体制创新背景下，外汇犯罪违法性和惩治必要性仍然存在。应区分单位犯罪和单位形式的犯罪，对具有单位形式的逃汇犯罪予以刑事追责。对虚构贸易背景骗购外汇行为应适用兜底条款认定骗购外汇犯罪，骗购外汇后未出境的行为成立骗购外汇罪既遂。以转口贸易为名义从境外收取的外汇属于逃汇罪规制范畴，将资金非法转移至境外后又收汇入境的行为不影响逃汇罪既遂的认定。非法经营外汇买卖的“经营”行为需要进一步厘清，超越特定经营许可范围的外汇买卖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应区分适用吸收犯和牵连犯的罪数理论，判断外汇犯罪的一罪与数罪。建议完善外汇犯罪的刑罚配置，明确量刑标准，更好地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

简介：关联性是证据能力问题不是证据的性质问题；经验、逻辑方法，是证据的判断问题，不诉讼证明的基本方法问题；证据法价值基础，是防止错案、保障权利，而不是准确、公正、和谐、效率；证据学研究基点，是法律事实而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法律事实，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未来事实（事件）；证据法，应当是以诉讼标的事实等案件待证事实的证明为规范对象的诉讼证据法。

简介：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是适应刑事司法实践需求的一项改革举措，其目的既在于通过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实现办案资源的重新调配，也在于迅速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上述目的的达成，其落脚点集中于速裁程序“效率”的实现。试点中刑事速裁程序的效率导向集中体现于起诉与审批环节，侦查阶段的效率提升则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这对于速裁程序的实效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实现速裁案件侦查阶段的效率性，改革以往的侦查模式，首先必须解决合法性授权的需求矛盾。在此基础上，应当通过明确侦查阶段速裁程序适用标准、精简侦查流程、构建符合速裁程序特点的强制措施适用等具体方式来解决侦查工作拖沓、强制措施适用不当等一系列问题。

简介：变更管辖制度一直是刑事司法中的热门话题，在近期重大热点案件中也均能看到变更管辖的身影。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变更管辖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包括案件类型异化、启动主体的无序性、与回避制度的割裂等等，而导致这些“怪像”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特有的诉讼构造。因此，对变更管辖制度的分析与反思，离不开对刑事诉讼构造论的发展与创新。基于此，笔者在对北京、新疆、江苏三地实证调查的基础之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解读，并在构造上对变更管辖制度进行重建。

简介：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1997年刑法新增加的一个罪名，是指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立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不可能对本罪的犯罪对象、主体的范围、徇私的内涵、明知的认定等问题一一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同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上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也存在争议，加之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滞后，直接影响了本罪有关问题的法律适用。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几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期澄清有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