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既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也是一次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高扬起的民主和科学精神,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经过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先驱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改造,已发展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争取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解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今天,我们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自五四以来已经植根于、磅礴于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胜利地推向前进。

简介：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著名作家吴趼人曾这样描绘梁启超发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后，当时小说界的群

简介：本文在介绍了罗伯斯比尔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后，分析了罗伯斯比尔人权观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着重探讨了导致罗伯斯比尔人权理想和人权实践形成巨大差距的原因。本文认为造成罗伯斯比尔人权观的悲剧既与其思想中存在的民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密切相关，也与那时的人权是一种人权革命后的人权和革命中的人权这一事实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简介：改良与改革是同义词，洋务自强是经济体制改良，维新变法与晚清新政是政治体制改良；改良是民族发展之常态，革命是非常态；改良遇到大阻碍才含爆发非常态的苹命，但革命后能迅速转入常态．的民族才是有福的民族，“永远革命”则是民族之大不幸。

简介：《大清新刑律》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西化的刑法典，它的“新”不仅体现在采取了西方刑法的基本制度，贯穿了资产阶级刑法的基本原则等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法律背后的伦理的变化，是法律的精神革命。研究沈家本与这场伦理革命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沈家本对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贡献以及其历史局限性，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性质和使命的进一步认识。

简介：<正>成人公安司法院校大专层次的中国革命史课程应如何施教?这是有待研究解决的一个教学难题。由于这一层次的学员思想比较解放,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知尚少,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独立的辨别能力;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定的了解,但往往以此为满足,对历史的重大关节和深层次的问题认识肤浅,对曾经流行的对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非议和责难,真假不分,甚至误假为真。同时,因为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跨度长,内容范围广,而教学时数少(我院安排50节课),如果按照课本的内容逐章逐节往下讲,就势必如走马看花、蜻蜒点水,就无法解决学员存在的种

简介：<正>武汉大学于一九八五年四月颁发了《武汉大学纪念周鲠生法学奖金暂行条例》,决定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设置纪念周鲠生法学奖金。条例写道:周鲠生是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外交史的研究与教育工作,对我国的外交和立法工作做出了卓著贡献。曾任武汉大学校长、教授。为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法学家勤奋治学、

简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终结了清末的君主立宪。面对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如何巩固资产阶级新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抉择这一重大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法治模式。

简介：在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法学知识特别是宪法学知识以其特殊功能发挥着引导、诠释与促进的作用，成为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频繁的立宪活动中，宪法学知识不断积累和发展，呈现出与革命之前不同的形态，并在长期的演变中体现着知识的延续性与中国学术传统。辛亥革命所开启的民主共和国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传统与发展道路，对于今天的宪法学研究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正>1979年,是每一位中国律师值得纪念的日子,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中国律师制度获得了全面恢复与发展,至1999年4月第四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召开,我国律师制度度过了恢复探索、改革提高、健康发展的良好历程,有中国特色的律师制度已逐步形成。20年来,我省律师坚持“深化改

简介：我院开展各项活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在去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日子里，我院全体师生员工在院党委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书法比赛、文艺汇演，演讲比赛、有奖征文等纪念活动，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表达大家对他的无比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党委宣传...

简介：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交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简介：4月28日上午,学院在李大钊广场举行纪念李大钊烈士就义90周年祭奠活动,深切缅怀中国共产主义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李洪喜,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吴之辉,党委委员、办公室副主任时春海,学院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教师和学生党员代表参加祭奠仪式,并向李大钊烈士雕像敬献花篮.

简介：辛亥革命之前，梁启超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框架下，强调了地方自治的价值与功能。在辛亥革命期间，梁启超针对“各省独立之事实”，在“单一制／联邦制”的框架下，论述了建立单一制国家的必要性。梁启超对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认同，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其西方渊源，主要是经日本人转手的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其东方渊源，主要是古代中国的法家思想。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皓想象与期待。

简介：<正>今年3月3日,福建省人大台湾法研究中心和省法学会邀请省有关部门领导和部分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以下简称《保护法》)颁布六周年,研讨了贯彻《保护法实施细则》和完善我省涉台立法等问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台湾法中心总干事宋峻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与会者认为,《保护法》和《保护法实施

简介：从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展现的是红色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人法制实践的接受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不仅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还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其中就包括对婚姻制度的改造。革命时期对婚姻制度的变革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消解,也是现实革命动员的需要。文章通过对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法律表达的分析,阐释革命与法律的互动和冲突及其现实选择。

简介：<正>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所固有的、以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及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各种权利。人格权是人身权的主要形式,而人身权与财产权构成民法中的两类基本权利,其他一切民事权利或者包含在这两类权利之中,或者是由这两类权利结合的产物(如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由此可见,人格权是民法中的基本权利。人格权是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并以独立的人格所应有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所以人格权是由作为主体资格的人格所决定的。一方面,一旦个人不再是权利

简介：近代以来,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或《拿破仑法典》为开端,各重要国家民法典的编纂均以政治革命或社会变革为前提。之后历史上的几次民法典编纂浪潮,亦无不如此。可以说,没有政治革命或社会变革就不会有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民法典的编纂是革命的结果,民法典也因此具有了革命性,虽然革命并非因民法典的编纂和施行而得以发生。

简介：<正>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施行,迄今已整整十年了。十年间,我国人民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根据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四大”,认真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90年代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宏伟的战略任务。进一步增强宪法观念,保障宪法实施,

简介：法律解释是法律人基本的职业活动，然而，传统的法律解释学建立在民法学的知识体系之上，其学术想象力主要来自市民社会的私人伦理。面对行政国时代行政活动对私人生活的“政治性席卷”，行政法规范解释是否也应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体现出不同的理论抱负与追求？对这一问题，美国当代著名公法学家孙斯坦做出了非常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