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宪法的有效实施依靠其庞大的监督体系。“监督”被译为“supervise”（及其名词），通过语义学分析可将它的语境规律归纳为行政性、管理性、义务性三点，但若再与我国宪法中的五种监督之语境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差异巨大．因而语义并不能够等同。其实“监督”译为“supervise”起初并无不当．正是因为监督本身的无效化和人民化的语境使其语义发生了巨大流变，而差异的弥补最终也只能依赖语境的再转变。

简介：中国历史上的＂治外法权＂一词最初同时表达＂管辖外国人的法权＂之属地主义和＂治域之外的法权＂之属人主义两层意思。就属人主义的性质而言,1864年丁译《万国公法》所谓＂法行于疆外者＂的表述就表明领事裁判权是治外法权的一种,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治外法权＂与＂extra-territorialrights＂相对应,就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1905年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国际法学在引入＂领事裁判权＂概念的同时,却将＂治外法权＂概念硬性与＂exterritoriality＂相匹配,使得＂治外法权＂变成了与＂领事裁判权＂完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从而在中文语境里造成了混用和混乱。在1903年中外条约中已经出现外交＂特权与豁免＂语词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治外法权＂来表述近代语境下的外国在华司法管辖权问题,也许更为恰当。

简介：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科学的核心部分。只有将“刑法的任务是维护法规范的效力”作为刑法教义学的基本互场，才能合理地解释刑法的有关规定，才能使刑法教义学的解释结论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一种规范论的刑法教义学，要重视解释者个人的先见，更要重视解释者群体的经验，要让解释结论符合实践理性的要求，使解释结论建互在不可辩驳的法律基础之上。

简介：刑法教义学的发展，是当代中国刑法知识转型的重要标志。理解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既要从法教义学的普遍立场和一般方法论出发，也要充分认识中国刑法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刑法教义学的引入不意味着学术主体性的丧失，应当区分法教义学知识与法教义学方法。要仔细甄别域外教义学知识与中国刑法语境的兼容性，积极引入没有语境障碍的教义学知识，并运用教义学的一般方法创造立足本土的新教义。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加强体系性，同时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体系封闭和僵化保持警惕。社科法学的研究不会对法教义学形成挑战，而是提供了资源和助力。法教义学有能力回应和解决疑难案件，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并充分考虑利益、价值等因素的同时，仍然保持法律场域中法教义学论证的独特性。法典化国家的历史现实，决定了法教义学是法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但绝非法学研究的全部；法教义学应当充分尊重其他法学研究方法，虚心学习、共同繁荣。

简介：那些将法教义学和法的发展相提并论的人，他们明显对教义学从正面作了初步的理解。而且他们也认识到，他们相信法教义学影响了法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从积极的方面认真思考的结果了。但事实上，它们之间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

简介：探析现今我国＂司法机关＂概念的内涵,有必要追溯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下有关＂司法机关＂立法概念使用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苏维埃政权时期,基于审检合一的机关设置模式,法院系统曾经使用＂司法机关＂概念。自《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五四宪法＂后,在我国宪法体制架构中,＂司法机关＂概念被弃用。1978年之后,＂司法机关＂概念在立法实践中重新出现,但实践运用中却呈现出概念指向模糊等问题。＂审判机关＂概念使用的选择经过了我国立宪者严肃的讨论与考量,反映了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我国审判基础理念——人民审判理念。

简介：风险刑法是从风险社会中引申出来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刑法话语体系，近年来活跃在我国刑法学界。对比风险社会的风险与风险刑法的风险，即可发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与不可控制性，根本不可能进入刑法调整的范围。风险刑法理论将风险予以泛化，并且主要是以工业社会的事故型风险为原型展开其论述与论证，但这与风险社会的风险并无关联。风险刑法理论在刑法应对风险的讨论中，以过失犯、行为犯与不作为犯等互法方式为例证进行说明，以此作为风险刑法理论的主要内容。但风险刑法理论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且充分的论证，而是建互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之上。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风险刑法理论与其赫以凭籍的作为理论根据的风险社会理论之间难以无缝对接，使风险刑法理论根基不稳。风险刑法理论在对刑法例证的论证中，过于大而化之而没有细致推敲，结果导致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所有这些，都使得风险刑法理论只能获得一时之观点喧嚣，而难以取得长久之学术积淀。

简介：在刑法教义学中,如何通过法律解释方法达成刑法的公正性与法益的安全性,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刑法的逻辑方法的正确运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刑法逻辑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和实体逻辑方法。在认定犯罪的时候,要进行形式逻辑判断和实体逻辑判断。形式逻辑的判断侧重于对法条的形式特征的界定,尤其是涉及对法条之间逻辑关系的确定。而实体逻辑的判断则偏向于对法条的实质内容的界定,尤其是对法条的内容进行价值考量。

简介：词语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包含它的概念意义,还包含它的社会文化色彩和情感内涵.国俗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词语的国俗语义相同性很小.英汉颜色词语在社会属性、情感和心理方面存在差异,英汉颜色词语国俗语义缺项.

简介：我国公务执法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冒充执法人员诈骗的案件也频繁发生,这导致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执法相对人对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认识错误的案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结论,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限,因而具有重大实务意义。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识错误问题,与此要素在妨害公务罪中的体系地位密切相关。认为公务行为合法性是构成要件要素的观点,被认为存在刑事政策上的难题;而客观处罚条件说则会导致自相矛盾的结论,也无法妥善处理基于合理原因的认识错误;违法要素说没有成功区分合法性的基础事实和合法性的评价本身,并且与二分说一样,都建立在公务行为的合法性等于反抗行为的违法性这一错误假设基础之上。既然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构造是反抗合法的公务行为,那么,公务行为的合法性就应该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至于构成要件要素说可能引发的刑事政策上的难题,可以通过行为人所属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和未必的故意理论来解决。

简介：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日益引起学者的关注。刑法教义学是国家对刑事政策目的的反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选择与之相适应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德国刑法教义学以Roxin为代表的功能论因提出将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体系中而备受推崇，与之相对应的Welzel目的行为论并非忽略了刑事政策，其论证过程所基于的本体论更具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功能，故应在本体论基础上发现能更好地保障人权的理性的刑事政策和刑法教义学。

简介：被害人所追寻的目的因被欺骗而落空的特殊诈骗案件,典型表现为捐赠诈骗、乞讨诈骗等,实践中主要存在约定的使用目的落空和其他目的落空两种类型。被害人目的落空案件应否被纳入诈骗罪的可罚性范围内,教义学上存在较大分歧。学说主要对诈骗罪客观构造中的欺诈行为、财产处分、财产损失等要件进行规范化理解,但这导致了诈骗罪客观构造的复杂化和犯罪认定的模糊化。应当承认捐赠诈骗等案件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并进一步讨论损失结果的客观归责问题。捐赠诈骗的欺诈行为制造并实现了法上不被允许的风险;这种风险制造的行为,导致被害人出现的错误缺乏法益关联性,其同意有效;在利他情形下,被害人有意识的自我损害应由被害人自我答责,排除损失的客观可归责性,从而排除诈骗罪的可罚性。

简介：我国晚近预约实务发展对通说主张的“强制缔结本约实际履行本约一履行利益赔偿”说提出挑战，而与德国和瑞士批判说所见略同，均认为预约救济原则上仅为信赖利益赔偿，但该等主张均仍沿袭概念论构造模式。法之发现迷失在继续僵化和论题学陷阱之间，应在方法上转向类型论。在法的外在体系，辨明预约与最终合同、其他先合同协议、缔约过失及基础性的缔约自由之间的递进式序列关系，并在要件和效果方面一一解构。在内在体系中，沿法律构造和意思自治相角力的主线铺展论题、确定论题之间的关系、提炼案型序列。预约的认定将可依托多维度的类型序列，融贯法之双重体系，预约认定后的救济也将在信赖利益、履行利益乃至实际履行之间获得更大弹性。

简介：法条主义以及法教义学的核心命题包含着以下疑问：通说的存在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解决部门法中的实践问题？教义学的＂融贯性—体系性＂究竟是怎样的标准？法教义学又如何以这一标准来理解法律实践？更一般地说,以达成通说并致力于务实地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法教义学是否是法学研究的好典范？对法律解释合理性的深度反思表明,法教义学的两个根本前提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内在矛盾,无法有效辩护自身立场。法教义学家过于单薄地理解了法律实践的意义,因而在根本上误解了自己的主张。理智上可辩护的法学是一种以理论化的方式理解法律实践的学问。法学是法理之学。

简介：形式法治与法教义学具有密切关联,后者是保障前者实现的基本工具和技术力量。规范隐退论破坏了法治的最低形式限度,也是对法教义学的背离。刑法领域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正是规范隐退论与反教义学化的典型代表。如何处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一直以来是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关注的重点,该问题经历了无罪论到有罪论的发展变化与理论争议。然而,有罪论既是对刑法规范的消解,也是对刑法教义学奉现行刑法规范为圭臬之主旨的违背,它破坏了形式法治的安定性,迁就了功利主义却抛弃了规则主义,满足了实用主义但违背了法实证主义。根据中国刑法所采取的大陆法系国家＂法人实在论＂,既然＂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确立了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刑法规范依据,因而＂法律没有规定单位犯罪则不应当负刑事责任＂成为必然的结论。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确保形式法治至上,并确立法教义学的基本视角。

简介：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而且，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但是，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简介：<正>战后,由于维希体制的崩溃,使战前劳动法制的一些原则得到了恢复,这就是恢复"工会自由"和罢工自由,以后从法律上确认了职工代表制(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法律)。但是,在战后特殊的经济条件(战后复兴经济)之下,劳动协约法不可能立即恢复到一九三六年法律所确立的制度上来,只是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的司法改革,经历了从审判方式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变迁。这大致以2002年十六大将＂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过渡节点,体现出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化。在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组成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建设阶段,特别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有必要从现代政治和国家的角度来审视司法,从政治文明构建的高度来筹划司法改革,而不宜使司法改革局限于机构改革、方式改革和工作改革。

简介：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不能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创新,在现代企业的创新体系中,由于管理创新具有周期短、费用少、风险小、整合性强、创新成本低的特征,而处于综合统筹、指导协调地位。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由于政策法规、经济现象总在不断发展变化,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还不能对管理创新的内容作一系统、全面的概括,但可以通过建立管理创新矩阵来全面认识创新的主要内容。

简介：现代侦查是法治侦查，应遵循刑事法治、程序法治和警察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适用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一般性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等；适用于侦查程序和侦查活动的具体性原则包括：任意侦查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适度公开原则、侦查有效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