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目前，学者对公益诉权主体范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策研究层面，理论研究相当不足。而既有的诉权理论或是从一元论的角度，或是以二元论为基础展开研究，都没有跳出实体法和诉讼法的窠臼，导致公益诉权理论研究陷入僵局。以人权为视角，是诉权理论研究宪法化、国际化的趋势，也为公益诉权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简介：近年来中国援外活动引起诸多争议，但从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确有必要实施对外援助。中国已形成以商务部为主要实施机构、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援外体系，但存在援外机构设置随意、援外机构职责不明、援外决策体系不完善、援外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中国援外法制尚不够完善，如缺乏统一的援外立法、援外法律体系不完备、援外规范效力层级低、援外活动透明度不高等。当务之急尽快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以更好地规制对外援助活动。

简介：实务中，受贿罪的认定面临诸多疑难问题，包括财物数额难以计算、财物范围是否应扩大为各种利益、收受商业机会或以经营方式获取财物如何认定，以及单纯收受财物、离职后收受财物应如何认定等，上述问题理论上存在争议，实践中做法不一，亟须加强研究并完善受贿罪立法。

简介：在法治国家（地区），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是讯问前最主要的告知内容，如果侦查机关未告知这些权利，则所获供述有可能落入非法供述排除的范围。在讯问前未告知权利与非法供述排除规则的关系上，法治国家（地区）形成了原则加例外模式和裁量排除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有讯问前告知权利的规定，但告知内容单薄，且未确立程序违法所获供述排除规则。作为理想的改革措施，我国应借鉴法治国家（地区）有关讯问前权利告知制度，建立完整的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通过对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进一步挖掘，也可以在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讯问前权利告知规则的缺陷。

简介：公司法和证券法均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备程度直接决定了法律对市场经济关系的调整力度和调整效果。鉴于公司法与证券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密切关联性，立法宗旨上的高度一致性，具体内容上的相互渗透性，因此只有将证券法的修改与公司法的修改同步进行，才能实现制度关系上的无缝衔接。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改应以完善公司治理为切入点，正确处理公司的营利性与公司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公司资本制度，协调公司设立制度与股票发行制度，重构公司经理制度，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对社会经济关系的正向调整效用。

简介：一般累犯是刑法中重要的刑罚运用制度，虽然对于累犯的概念还存在诸多争议，但这种争议并没有影响到刑法教义学与司法实践的具体展开。依刑法规定可以直接对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进行解读，能够直接判定是否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但也因此忽略了刑法规范中基本语法和基本结构在一般累犯上的具体应用，从而使得对一般累犯的结构和本质的理解过于表面化。从结构上来说，一般累犯的组成要素是两个故意犯罪的罪刑体系，其中前判决认定的罪刑体系已经在事实上得以实现，而再犯罪的罪刑体系需要从刑事司法的运行过程来展开，前判决所确定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执行结束与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间隔形成了两个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系。从刑事司法运行过程的角度对再犯罪及其评价展开，会发现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并不能够完全契舍一般累犯的结构要求，可以在两个阶段对一般累犯进行判定，亦即在性质认定和刑罚判定之后界定。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基调，如何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国有企业董事勤勉义务制度建设存在不少问题，应明确责任内容与认定标准、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责任体系等建议，以期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法治化路径。

简介：法院管理中涉及三类内部权力：行政权、审判权和监督权。监督权运行的管理往往被忽略。审判权与行政权合一、行政权与监督权合一的现行管理结构是导致法院内部监督体制失灵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法官违法行为持续多年未被发现和发现者皆来自外部监督体制的根本原因。有关司法权配置和运行的改革就要从消除法院管理中背离公共管理理论和违反审判规律的现象开始，按照“三权三性”确立方案：行政权具有服务性，为审判工作提供服务；审判权具有独立性，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监督权具有主动性，在符合一定条件时必须启动纪检监察程序。检察机关对于存在内部审批的案件一律提起抗诉，对于审批案件者依据刑法追究渎职责任，通过多方合力推动新一轮司法改革取得实效。

简介：我国刑法关于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的配置，激励处于弱势地位的市场竞争者以行贿的方式超越商业强者并抢占市场。市场主体双方均选择行贿是行贿犯罪单一式构成要件配置博弈分析后的纳什均衡。通过形式博弈分析后的行贿犯罪复合式构成要件配置，能够保证并充分体现刑法规范对市场主体经济利益选择的制约，整体上降低了刑事处罚的规范起点，减轻控制行贿犯罪发生率的制度压力。博弈模型的规范比较和模拟运行结论，为行贿犯罪构成要件配置的模式选择提供了新的思维范式和经济学上的依据。

简介：为了应对环境犯罪的新挑战，充分发挥刑法防范风险的机能，刑法的介入时间必须提前，介入范围必须扩大。以“截短的犯罪构成”理论为视角，分析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提出了转变立法理念、改进罪刑体系与犯罪构成要件，以及完善污染环境罪、破坏植物资源犯罪、与环境相关联的走私犯罪、渎职犯罪等个罪的建议。

简介：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害，从我国刑事政策的调整背景出发，依托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制度的正式确认，将短期自由刑的执行通过缓刑制度与内容严谨的社区矫正制度做一体化设计，既保留了刑罚威慑力，又符合行刑社会化原则，顺应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是一种有益和可行的思路。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和缓刑机制的合理化构建是一体化改革的关键。

简介：刑事侦查中处于被追诉地位的未成年人正当权利极易被忽视或受侵害，为有效实施少年利益最大化保护的原则，国际公约除了规定未成年嫌疑人享有辩护权、不得自证其罪等一般性诉权外，还制定了侦查组织和人员的专业化、犯罪背景调查、特别援助、隐私权特别保护、限制羁押等刑事侦查国际标准。我国已加入相关公约，立法上也在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案件侦查过程中仍存在着专业化实质缺乏、审前羁押率较高、特别援助不到位、案件处理不及时、程序不够简约等差距，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以体现对被追诉未成年人的司法和人文关怀。

简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我国的法制建设在宏观的理论布局和具体的制度实践层面都进入了系统化、规范化、有序化的发展阶段。

简介：我国的一系列政治报告，都非常重视民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民主建设与环境治理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民主对环境治理的作用取决于许多因素。民主通过选举、审议和参与，表达了公众对政府和企业环境行为的意见，从而影响到环境治理的效果。要研究民主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需要重视公众的环境意识、民主制度真实效果和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对环境的作用，同时，也需要重视司法制度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简介：“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既关涉最宏大的时代变换，又触及最微小之个体心灵，因此引起当时最激烈的立宪争议并泛溢于社会各界。本文试图利用天坛制宪的原始史料，走进制宪语境，梳理双方之共识与争议，以发现孔教入宪的历史语境、时代问题与解决方案，即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孔教入宪的制宪讨论凸显了近代立宪者对民性与国情的判断，在“民国理想”与“国民现状”的巨大“势差”中，“教”的提升、整合与支撑功能被不断强调。只要“势差”不变，“教”的发生机制就必然内嵌于宪法之中，并具体落实为可接受的宪法规范，发挥其独特的功能。而且，“教”的规范结构形成了近代中国宪法的核心功能，凸显了近代中国宪法的二元正当性以及中国近代转型的复杂与艰巨。

简介：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它植根于社会运动的理论谱系，聚焦于法律过程的相关主题，彰显了法律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的交融。从古典的情感崩溃理论到时兴的法律动员框架，法律与社会运动研究呈现出“典范迁移”的时代性征。深入研究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简介：一直以来，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在探索对工资做出一个普适性的界定，但却忽略了这一终极命题本身之真伪，无论是挖掘本土资源或是借鉴域外经验都难有突破，甚至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劳动法当中工资随着其所处语境的变化而承担着相异的功能，本不具备统一界定的条件，如若强行框定，势必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此乃学界对工资界定莫衷一是之根源。工资界定应摈弃盲目追求“大一统”的做法、回归劳动法子模块的语境本源，以其功能定位为圭臬来厘定工资概念的幅宽，从其狭义、中义和广义概念中择优分而定之。

简介：春秋战国时代,“法”由一个不甚重要的词语成长为诸子政治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墨子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枢纽.他是先秦首位对“法”的概念进行理论反思,并将之治术化的思想家.其“法”源于技术知识之“佱”,而非周人正统语境中的“灋”.缘于对周制的不满,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墨子做出摒弃“德—礼”观念而对治术之学重建的尝试.由此而兴的“法”学,由于墨学的主流化以及其与新兴的治权化、私权化的社会风气带来的新理论需求的契合,被广为接受,并获得进一步发展.最终,“法”成为战国晚期各家治术理论的中心话语.

简介：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敏感且颇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司法改革,这又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当下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良好的政治生态是司法改革高效、健康前行的必备条件,如何实现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则是我们必须着力思考的问题。歌德曾经有一句名言：政治上的愚蠢应该被看作是罪行,因为它将招致千百万人的苦难。在西方,传统的司法法理学一直强调法律与政治的分离。

简介：城市法治的关键应该且必须是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城市治理的＂良法善治＂内涵体现在城市治理的意识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城市法治在意识层面包涵了价值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权威意识;城市法治在制度层面包涵了地方法与国家法制度、实体法与程序法制度以及软法与硬法制度;而城市法治在行为层面则包涵了行政行为、自治行为和共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