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广义研究公安学是现代公安学应有之义。“警察”窄化了Police，日本人使用之局限于“官方警察”。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用的。“公安”从来就有广义涵义。公安工作包含了不完全属于警察的保卫工作。削弱保卫工作是不恰当理解Police和狭义理解“公安”的产物。“公安”的实质是“人民治安”，(区别于“警察治安”)视人民为维护治安的基础力量。“世界公安”的时代将来临。当前在“警察”与“公安民警”的词义应用上有逻辑上的矛盾现象。限制警察权是历史性的“戒心”，“警察学”难被公认为大学科。公安院校的主课应称为公安学。

简介：比特币自诞生以来备受争议,金融监管部门和理论界往往以比特币潜在的金融风险和涉及比特币的互联网犯罪为理由否定其货币属性。然而,从当前货币法理论的发展和比特币的功能出发,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应被肯定的,同时比特币引起的对现有法律制度和货币政策的冲击也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

简介：通过对检察建议适用的实然性与应然性研究，促进检察建议权的理性回归，构建检察建议业务的模式。重点在于“检查建议权的理性回归”，但研究的起点与终点在于“检察建议业务的模式构建”。

简介：检察建议具有法律地位的从属性、功能定位的服务性、法律效力的不确定性三大特征。检察建议的动态功能是促进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静态功能是牵引行政自我规制的内在动力，其功能定位也排斥强制力。检察建议立法的前瞻性、功能的有限性、适用的限制性及其落脚点在于自身的可行性而非强制性，要求检察建议的适用回归谦抑性。若赋予强制力使之成为“硬法”，检察建议将违反内在属性，恐怕难以实现其作为“建议”这一特殊监督方式的优越性。

简介：死刑执行是以死刑存在为前提的刑罚实现,撇开死刑的存废之争而聚焦于死刑的行刑变革可以获得与众不同的诸多启发意义。专制时代的死刑执行是仪式化运用的展现,在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司法体制下,死刑执行却以彰显程序设计的显性特点让人觉察到刑事司法的另一面孔。死刑执行仪式化背后具有多元因素的积极推进,作为刑罚权威象征符号的综合体,死刑执行通过＂表演＂仪式进行角色演绎和功能对接。伴随权利意识的苏醒与理性法治的推动,＂演出＂仪式在死刑执行过程中的退场成为最终结局,死刑执行转移到程序规则与人道价值的自觉遵守上来,揭示了程序法治和刑罚观念渐进成长的演进历程。

简介：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自媒体上自由地表达。这既能加强民主沟通和舆论监督，也可能产生信息的肆意传播和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因此，要依据网络自身特点，通过法律界定这种话语权的自由边界，方能对自媒体进行有序化控制。

简介：在现代民法理论上，“财产”与“人格”被确定地分裂成为两个纯然不同的法律范畴。无论给财产以如何定义，财产也不过是人格的派生物。而人格，则似乎完全可以脱离财产而独立存在。当人格权被视为一种由人格产生的独立权利类型时，人格事实上便被缩减为一种单纯的法律主体资格，而法

简介：债权人代位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确定的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债权实现的有效手段，债权人代位权应定性为救济权，即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妨害或有侵害，妨害之虞时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它相对的权利为原权，即受到救济权援助的基础权利，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诉讼是诉的合并的一种新形式，次债务人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具有单一性，而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则具有双重性和多样性，在代应权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均代表自己的利益参加诉讼，法律应对各主当事人的利益作一公平而合乎法理的保护选择。

简介：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对象狭窄,适用条件模糊,欠缺正当适用程序,且既由检察机关决定,又由检察机关负责监督考察,其决定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导致有些检察机关不愿适用。立法应当进一步完善,包括适当扩大其适用对象,将附加条件分为负担和指示两部分,适用程序从仅仅听取意见到举行公开听证,并取得被害人同意,监督考察从检察机关负责转为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同时,应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

简介：这次的"意见"则是由最高法院颁行,面向全国法院通用。它合乎既定的"先试点,再推广"逻辑,同时,也倒逼着非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能及时参与到改革中来。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

简介：驰名商标保护的价值目标，随其保护范围和保护标准的演进，历经了消费者中心主义和商标权人中心主义，但至善至美的价值目标应是商标私权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精妙均衡与和谐。我国驰名商标保护过度关怀商标权而忽视社会公共利益，从而导致了世所罕见的认定异化一立法异化一司法异化的进路，认定方式异化为主动、批量、集中认定，认定效力异化为全域长期有效，认定标准异化为好声誉、高质量、大销量，保护范围异化为全类一统保护。要彻底实现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理性回归，必须深植其价值目标之“根”，培育其价值理念之“土”；重塑其事后终极救济性、被动、个案认定的即时有效性的运行机制；建立驰名商标反淡化制度；优化制度环境，规制认定自由裁量；规范企业对驰名商标的使用。

简介：<正>目前将监守自盗以贪污罪论已不能体现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的盗窃犯罪从严打击的立法精神。因此,有必要对监守自盗的定性问题重新认识。笔者认为监守自盗应定盗窃罪,其理由如下:一、监守自盗的实质是盗窃,是盗窃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监守自盗的特殊表现在于行为人盗窃的是自己监管的财物。这只是一种情节,并没有改变“盗”的实质,不应作为改变其犯罪性质的依据。

简介：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关口，减刑、假释是刑罚变更的常见形态。由于立法不足、机制缺位、监督软弱等原因，减刑、假释程序错位运行导致种种弊端，使先前刑事诉讼取得的司法成果功亏一篑，严重侵蚀着司法正义，阻却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剖析积弊成因并寻求解决之道，对于探究监所检察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的出路，捍卫司法正义，提升司法权威与公信力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简介：逮捕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1]。

简介：法定刑升格条件中的首要分子、多次、作为犯罪行为孳生之物或者报酬的违法所得数额，是不需要认识的内容；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下，只要行为人对重伤、死亡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就可以适用加重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为严重财产损失（公共危险犯与职务犯罪除外）与其他具体违法事实（具体升格条件）的情形下，只有当行为人对之有认识时，才能适用加重法定刑，否则只能适用基本犯的法定刑；在法定刑升格条件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下，对构成情节（特别）严重的事实，应当具体区分为不需要认识、需要有预见可能性和需要有认识三种情形，但行为人对（特别）严重与否的评价错误，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行为人对同一法条中的法定刑升格条件的事实认识错误（如误将抢险物资当作军用物资实施抢劫），也不影响加重法定刑的适用。

简介：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双重功能,惩罚教育、刑罚预支、证据发现以及犯罪预防等强制措施功能异化或者泛化的现象应当予以规范。未来我国强制措施的制度完善,应当以实现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功能回归为主线,秉持宪政视野、实践视野和国际视野,从整体上将强制措施区分为羁押措施和非羁押措施,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设置独立的羁押程序,强化羁押的审查与救济,丰富羁押替代措施的种类并对其加以权利化改造,完善监视居住制度等。

简介：作为客观证明责任的逻辑前提,真伪不明在事实层面和制度层面上皆真实存在,其真正涵义是指法官的心证程度在证明标准附近上下波动,而不能用优势盖然性至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间的固定区域来表示。客观证明责任是抽象而模糊的证明标准,无法帮助法官形成主观化心证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将真伪不明的独立心证状态归为未达到证明标准范畴。英美法系看似采用二分心证结构,但从陪审团制度、说服责任概念以及优势证明标准来看,实际上也存在解决真伪不明情形的制度设计。我国关于客观证明责任的立法仍然存在不明确、有漏洞的问题,尤其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2款,容易导致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混淆,有必要在法律规定和司法适用上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简介：权利结构的存在远非我们想像的那么自然和普遍。中国古代的地权秩序强烈地提示我们有另一种以权力结构为基础的法律形式的存在，这种形式在本质上是排斥权利的。罗马法的权利结构来自于罗马公民的一项强烈意愿：肯定自己的自由，以区别于奴隶。罗马法的基本观念是通过明确施加的限制而证明或实现自由，由此形成了私法特有的权利结构。私法意义上的财产权取决于这样一种决断：把人们的生存与幸福设为法律的目的。虽然财产观念具有某种跨文化的特征，但是，私法秩序的产生却有赖于以宗教信仰为基础、以权利结构为核心、以诉权为存在形式的“法律设施”。这一切，在中国传统中付之阙如。

简介：一、郭××盗窃案基本案情2007年12月24日19许,犯罪嫌疑人郭××伙同刘××(在逃)在卢龙火车站货场5道停留的列车上,采用刀割篷布卸货的方法,盗窃车内化肥10袋,价值1350元,2008年1月3日19时郭××伙同刘××、赵××等(均在逃)以同样方法在卢龙站内的停留列车上盗窃"军用大米"12袋,价值840元。

简介：列宁说过，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观念变革，并且往往以观念变革为先导。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标志。厉行法治对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