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项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的舶来制度，公众认同是其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也是社会资源和力量充分有效参与的前提条件。然而，受重刑和报应传统思想拒斥、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制度设计不健全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公众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普遍偏低。由此导致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使其异化为公权力主导的“司法矫正”，从而背离了社区矫正的内在价值和制度初衷。社区矫正公众认同的实现有赖于：引导和改造公众意识，培育现代刑法观念；加快推进社区建设，增强公众参与意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

简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未经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资金信贷业务,以将资金贷出营利为目的,擅自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或者合法设立的金融机构,违反《商业银行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提高或降低利率吸收存款,破坏存贷款秩序的行为。本罪的保护法益是商业银行设立的准入制度,主体既包括普通主体也包括合法设立的金融机构。本罪以将所吸收的存款用于贷出营利目的为要件,实施直接融资行为不构成本罪。

简介：公众参与是促进理性形成、容纳各种价值立场并实现行政决策自我正当化合法化的行政程序装置,该装置能否发挥既定的功能,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在于设定和安排合理的参与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法效力。以建设项目环评的公众参与为例,目前在功能意义上至少有公开说明会、公众意见调查、陈述意见、公听会、公告-评论、公民咨询团体、听证会、参与决定、公众投票等九种方式,其在法效力上呈现递增的格局和＂光谱式＂的排列。但在参与方式选择上,并不是选择效力越高的方式,越能达致理想的参与功能,而应结合各种要素进行衡量,既不能片面地对公众参与的法效力产生迷信,亦不能让公众参与走过场,成为纯粹的合法性＂背书＂,而应将各种公众参与方式塑造成风险沟通和理性形成的程序场域。以上述观点为分析框架,我国环评法制所设定的公众参与方式及其法效力具有参与方式可替代性强、规范内涵不足及双向沟通交流匮乏、反馈性机制不足或者难以落实等特点和缺陷,需通过程序和制度建设予以改进。

简介：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问题是刑法公众认同问题的一个＂高度＂,其可从法之真、法之善和法之美予以先后切入。经由法之真,刑法之真构成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前提,其哲学本质是主体客体化,其将＂合规律性＂赋予刑法实践;经由法之善,刑法之善构成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实体,其哲学本质是客体主体化,其将＂合目的性＂赋予刑法实践;经由法之美,刑法之美构成刑法公众认同的法哲学升华,其哲学本质是主客双向化,其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赋予刑法实践。刑法之真、刑法之善与刑法之美构成了刑法公众认同的完整法哲学内容,从而能够使得我们获得对刑法公众认同的深刻领会,以最终更加有效地推进刑法实践。

简介：从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的现有法律依据谈起，介绍了国际上主要国家通行做法。从而说明在我国实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实施该制度的一系列措施。

简介：公众在环境事务中有获得信息、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的权利，这是国际环境法和各国的国内环境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内容。国家应该通过适当立法、行政和执法，通过环境教育和适当承认，支持环境团体，协助公众实现“三权”。

简介：民间对行政权的抱怨集中在所谓的“三乱”，在“三乱”中忝居首位的正是“行政乱收费”。

简介：国际社会意识到，为了给予私人应有的法律保护，应该存在一种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公众问责机制。在国际法律框架内，当私人利益受到国际金融机构侵害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向机构问责：一是向国际金融机构内部的部门投诉，二是向所在国法院起诉。但实践中，这两种途径都没有为私人提供真正的法律救济。也就是说，目前的问责制尚不足以使国际金融机构为其违法行为负责。这种状况不符合国际法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基本要求，也阻碍了私人受害方享受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在国际金融机构内部设立争端解决机构非常困难，适当扩大国内法院的管辖权，限制对“职能必要”过于宽泛的解释，应是一个可行的路径选择。

简介：公众参与效力即公众参与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力,具有规范性和可执行力特点。谢莉·安斯坦梯级模型为我们研判公众参与效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在地方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效力主要表现为公众参与对地方人大五年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编制活动的约束力。目前,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性和可执行力都较弱,尚处于从＂无参与＂到＂象征性＂参与的较低层次,既缺乏全国统一的上位法规范,也没有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我们有必要加强公众参与的效力机制建设,健全公众参与的权利救济与保障体系,并强化公众参与的程序效力水平与立项决策责任制度。

简介：实现行政法规范内容的公平性和实质的正当性,是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目标追求和参与实践的价值体现。立法过程是一种集体民主的议事活动,公众的民主参与构成了现代立法正当性的真正基础。立法的民主正当性和公民立法参与权利的法定性是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法理依据,公众有效参与能够制约行政立法权力并影响行政立法过程。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的正当性体现为行政法律规范形式的正当性和参与实质意义的正当性,具体立法参与行为的正当性由参与动机的正当性、参与行为的正当性、参与形式的正当性、参与程序的正当性和参与结果的正当性等要素构成。

简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程民主和科学,保障决策的行之有效.我国的对公众参与的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所做的规定还不能令人满意.借鉴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立法的先进经验,我们应当通过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协调好国家干预和公众参与、赋予公众提起环境诉讼的权利、加强公众宣传、保证信息透明等方式对其加以完善.

简介：近年,我国城市突发性灾害呈上升趋势,在突发性的灾害面前,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面临着巨大威胁。本文从我国城市防灾减灾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分析了公众参与城市防灾减灾立法的必要性,以城市防灾减灾法律制度的特点、立法法及相关法律的要求和公众参与的功能等为切入点,设计公众参与城市防灾减灾立法的具体原则和形式。

简介：自从产生了贪污贿赂之后,人类便开始了一场艰巨的反贪污贿赂的斗争。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共产党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即认为,要克服和消灭贪污腐败现象,就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监督、参与反贪污腐败的斗争。在中国肩负着反贪肃贿职责的检察、纪

简介：现代行政国家的出现，使得传统代议制下的民主理念不再有效，由于行政机关获得了相当的决策制定权，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成为必要。不过，尽管公众参与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如何建构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却不能大而化之，一概而论，它必须根据行政事务的阶段、性质和目的，予以具体区别对待。为此，划出一个行政决策类型的谱系，并相应地设计多元构造的公众参与制度将是有益的。

简介：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民主得以发扬、法治得以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立法。立法通过对社会主体权利义务的界定，以法律的形式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立法价值取向的良恶，立法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序的、广泛的、制度化的公众参与立法，能够把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充分整合到立法决策中去，使各利益群体之问的利益得以协调，矛盾得以化解，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鉴于此．

简介：公众参与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循环经济法视野下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要素有三个方面：公民参与的环境权；政府公开有关资源环境和生态的信息；健全的非政府组织。根据循环经济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要素和当前我国循环经济公众参与的现状与不足，从确保公民可实施的环境权、扩大循环经济信息的“公开性”及“透明度”、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资源环境及生态管理、优化公众参与的平台和程序等方面构建了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支持保障机制。

简介："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简介：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来看决策公开，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有效实施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民主动力。决策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鉴于此，决策公开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决策公开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因此，除了应遵守信息公开的通行原则外，决策公开还应遵守其特殊的原则。同样，也应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流程的视角来确定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

简介：当前，公众人物名誉、隐私权与社会知情权、舆论监督权日显冲突，由此而来的名人官司亦日益增多，颇令新闻舆论界困惑。在我国，有关公民的名誉、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相对完善，理论探讨成果亦颇多，但有关公众人物名誉、隐私权限制的法律规范很不完善，甚或存在空白。司法界在处理日益增

简介：近年来，美国法上的公众人物理论及真实恶意规则对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现象是否合理，值得反思。真实恶意规则的适用主体包括公务员和公众人物。该规则源自于普通法上的诽谤规则难于有效保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制度背景，诞生于民权斗争日趋高涨的时代背景，因而被寄予了通过优先保护言论自由来促进人权平等的“重任”。但是，一方面，公众人物理论缺乏明晰的内涵与判断标准，难以将其与普通私人妥当地区分开；另一方面，真实恶意规则的用词并不精确，其既不能妥当地保护个体的名誉，也不能周延地保护新闻媒体，而对言论自由的过度保护在实际效果上可能适得其反。当前我国并不存在类似的制度背景和时代背景，亦无通过优先保护言论自由来促进人权平等的迫切诉求。既有的规范框架足以妥当解决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问题，引进公众人物理论及真实恶意规则并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