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风险社会是指人类工业化社会道路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的一个阶段。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是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自然资源的日益紧张、环境的恶化等交织在一起的,目前,我国不仅面临着工业社会道路中的诸如财富分配及不平等的改善等问题,风险社会时代的人为风险和制度化风险也开始逐步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面对风险社会时代的到来,经济法也要在重构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从过去的效益、利益、权利本位转移到风险本位上来,从风险本位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经济法的价值与原则,以构建开放沟通的、反身性的风险理性的国家经济调节模式。

简介：为清楚阐释语词或数理逻辑符号通过其使用规则建立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选择如下的对比:谁要声称其是自我意义的单独承载者,他就与国际象棋选手一样:后者在创设国际象棋角色时,建立起了其面目可憎的涂彩女王,她看来既恐怖又使人厌恶,以至于要将对手的任何角色从场上驱离。1985年,Jakobs教授在刑法理论中提出了敌人刑法的概念。对此,他的对手稍后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他太可怕了,在他的结论里,他想要驱走自启蒙时代以来所有法治国家的成就。接下来的论述将完全从维特根斯

简介：产业结构调节法再探吕忠梅在《产业结构调节法初探》①一文中，笔者对产业结构调节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基本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认识产业结构调节法的一些观点。本文拟继续研究产业结构调节法的基本问题，以获取对这一法律规范群更为深入的认识。一、产业...

简介：理论的研究起点是每个理论构建其体系的开端。市场缺陷作为国家调节说的研究起点,决定着该理论的内容边界、逻辑框架和思考进路。市场缺陷是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体系中对市场功能失灵的原因概括,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而逐渐拓宽。国家调节说在借鉴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将研究重心落实于市场失灵的原因即市场缺陷。通过包括分类研究在内的各种研究,确定了国家调节经济的方式以及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这一研究起点预设了国家调节相对于市场调节的第二性,也包含了对国家能力的潜在追问,从而厘定了研究框架和思考进路,反映了理论建构者的深刻意图。市场缺陷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对国家经济职能的需求,这表明市场缺陷内容的开放性。基于研究起点的开放性,国家调节说的内容和体系也必然是随之不断发展。"国家调节说"最重要的价值,正是在于通过科学地界定研究起点而获取了一个开放性的视角,一个科学的思考问题的框架,从而奠定了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为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简介：最近，国家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根据国家的总体要求和统一部署，上海市政府批准了市民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关于调节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增加公益性岗位报酬等四项工作的请示。主要内容包括：（1）从2006年8月1日起，调整本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现行的每人每月300元提高到320元。

简介：本文将市场、调节机制和法律放在同一逻辑链上进行考察,并期许对自由市场、国家调节和经济法三者的关系进行规范分析的解释,借以评介"国家调节说"理论的逻辑进路,求解经济法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为微观经济领域层面上的经济法研究提供可借鉴的一种方法论视角。

简介：在风险社会刑法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刑法的任务由保护法益转向保护国民的安全感；预防理念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犯罪圈不断膨胀；传统归责理论有所突破。这些新动向使刑法在遏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潜藏着风险：一是不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可能导致泛刑法化与重刑化；三是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四是责任原则有大范围超越的风险。要消除这些风险，必须平衡好允许的危险与禁止的危险的关系；协调好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权衡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总之，“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名言在今天仍然应当被坚持。

简介：国家调节经济需要拥有相应的权力,这种权力在人类进入社会化市场经济以前就已存在,并不是新型权力。国家调节经济可以通过行使私权的方式来实现,但国家调节权只能是公权,不包括私权。国家调节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不是一个逻辑体系的概念,它不可能是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列的"第四种权力形态",相反,它是蕴含于其中的。19世纪末期以来出现的"第四种权力"中包含有国家调节权,但并不等同于国家调节权。

简介：<正>这篇文章比较分析与保险期间风险变动问题有关的现行法律和保单用语。它进一步地探讨维尔汉姆森教授在2000年提出的问题。它超出了CMI的要求,因为对现行法律和保单用语已经有一些具有相当价值的讨论。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专门处理海上保险期间风险变动的法律规则相对稀少。关于非海上保险,包括人身保险的这种规范较为普遍。这并不奇怪。这些

简介：农村金融调节的正当性在于相关金融权利、权力及法益关系的平衡。农民基本金融权利具有人权属性,相应地,国家负有保护农民基本金融权利实现的调节义务。农村金融市场调节的失灵客观上要求国家对农村金融进行调节,而农村金融调节的独立与局限性又规定与限定了这种权力的作用空间。因此,应在坚持农村金融调节公平与法益平衡的基础上,通过法治来保障农村金融调节的正当行使。

简介：风险社会中，犯罪不应再被认为是社会病态现象，而应被视为日常风险产物。因此需要以犯罪接受并改变风险作为引导运行的视角来重新看待犯罪。犯罪运行需要犯罪风险源作为能量为其提供动力。犯罪风险源包括人造风险、发展性风险、人性风险以及激发性风险。犯罪运行的过程也必然要和风险发生各种关系。风险的感知、分配、放大与沟通都会使犯罪呈现不同形态。在风险社会中对犯罪进行治理需要从犯罪运行、犯罪风险源以及犯罪与风险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

简介：风险社会不期而至,风险刑法理论呼之欲出,传统理论面临转型危机,并全面体现在罪责刑三大基本范畴内。当前,理论界关于风险刑法的共识性集体认知不免令人有些担忧。风险刑法不能取代传统刑法,风险刑法尚为一种兴起中的理论体系,以危险犯和过失犯为代表的刑事立法诉求应接受理性的审视,自由这一刑法价值是规约犯罪化的唯一凭据。风险社会与法定犯具有共生关联性,法定犯是风险刑法理论的重要一环,要直面法定犯时代,要明确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的基本与补充关系,并通过刑法修正案、附属和单行刑法的刑法完善模式、客观的刑法解释立场、刑事推定制度等机制促成。风险刑法理论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刑事政策是治理风险的重要手段,基于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共生互动关系,风险社会下的刑事政策应坚守能动与克制的均衡,以实现传统刑法与风险刑法的良性并进。

简介：经济法和行政法始终无法彻底分开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去学界一直将国家调节权视为一种行政权。事实上,国家调节(干预)经济的权力是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权的新型权力。早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政企分开",实际上就是要将国家所有权与国家行政权分开。但是政府任意干预企业自主经营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权,将国家调节权从国家行政权中分离出来。而国家调节权又可以细分为市场规制权、国家投资经营权和宏观调控权,需要进行不同的配置。

简介：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已步入高风险社会，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制度风险突出，全球化更放大了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风险社会的出现使得风险治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摇和颠覆，风险难以计算导致出现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困境，现有的风险预防机制屡屡失灵。因此，有必要构建从个人风险决策到公共治理的复合治理结构，形成吸纳公众参与风险决策的民主机制，同时通过预防性法治的建设为风险治理提供足够的规范资源。

简介：国家调节说在对各种理论流弊的深刻批判过程中产生,矛头直指迄今仍占据很多人脑海并引人误解的大经济法观;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邃总结中形成,建立了科学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拨开了笼罩很多人心头的理论云雾;在时代潮流中发展,及时、中肯地回答和回应了经济法学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体现了它的开放性和时代适应性。国家调节说对于经济法学的正本清源和澄清当前的各种误解具有积极的意义。

简介：目次一、贝克的"风险"二、风险社会何以形成?(一)相对于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二)风险社会形成的两大要因三、风险社会何以因应?(一)风险社会中科学的自省(二)风险社会中政治的开放四、学习观与风险社会中的法律(一)风险社会的学习观(二)法律促进学习和发现

简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并日益走向法制化，律师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每一个经济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律师的工作成果和痕迹，律师业务已不局限于传统的诉讼业务，而进入了经济管理、投资决策、收购兼并等领域，以公正、专业的形象为社会提供专业的中介法律服务。

简介：隐婚，顾名思义，就是指已经办好结婚手续的男女，隐瞒结婚的事实，以未婚者的身份呈现在他人面前。近年来，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规避职场就业限制、甚至方便与老板或客户玩暧昧以获取更多机会，不断有人迈进了隐婚一族的行列。据一项“隐婚调查”显示，有近37％的人因为担心公开婚姻会使自己失去老板或客户的信任而甘做“隐婚族”。殊不知，职场隐婚，玩的是“心跳”，玩隐婚，风险重重。

简介：　　国洪起败露后,包括九九集团在内的公司也应声垮下.这或许还只是一种报应.但社会因此而受到的伤害,却是无可计量的.国洪起在广东证券侵吞、盗用达20亿元之巨,若以2002年广东证券的总资产89.4亿元计算,国洪起掠走的相当于其总资产的四分之一!事后,广东证券新闻发言人王昆仑说:"如果不是国洪起利用国债回购机制漏洞对我们进行诈骗这件事的打击,我们的发展应当是很快的."而国洪起又利用账户内虚增的国债资金,从国有银行内套取了近10亿元的资金.……

简介：福建省厦门市物价局依据国务院相关规定，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厦门市人民政府的地方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向客房业消费者按客房费的4％征收价格调节基金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种行政收费。目的在于通过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平抑物价的过快上涨。这种价格调节基金征收行为，与立法法规定的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不属于立法法规定的对私人财产的征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