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提出＂汉籍之路＂,主要是借鉴我们早就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说法,这样会让人们一听就明白。——柳斌杰本书记述的是一段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话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晓在一次例行的学术交流中来到梵蒂冈的图书馆,看到了中国古籍遭受毁坏的情况,回来他就开始查资料、跑图书馆和相关的专家进行交流,全面了解流失国外的中华古籍的随况。学者们都是这样，认准了某个选题或课题，往往会坚持不懈的钻研下去。

简介：他们，怀揣梦想，从乡村走向城市。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建筑工地、餐馆的后厨、写字楼的清扫间、快递的电动车上……默默劳作，希望融入城市。现实却往往很残酷。城市里有高楼大厦，他们却落脚于脏乱的隐秘角落，饱受艰辛与贫穷，误解与拒绝。于是一些人变了，盗窃、抢劫、诈骗、强奸……有的仅仅为了生存下去，有的自甘堕落，成为城市犯罪的主力军，增加着城市里的不安全感。

简介：伴随晚清西法东渐，国人开始用“习惯”一词对译英文法律术语“custom”。以西方习惯法理论为指导，国人认为中国亦存在发达的“习惯法”，并进而主张法制改革应以习惯调查为基础。接受西方法学理论知识的新式法律人尤其是法政留学生主导了清末习惯调查的具体开展，使习惯调查这一追求法制本土化的活动又具有了重要的西法东渐意义。

简介：证据调查必要性问题所关注的是哪些证据应当进行调查、哪些证据不需要调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5条对不需要调查的证据首次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较为模糊,难以指导审判实践,当事人在证据申请被驳回后也难以得到有效救济。明确证据调查之必要性,应先确立预断禁止原则及唯一证据原则这两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用程序性思维予以判断,同时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进而分别采用不同的裁判方式。

简介：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的民事调查权虽有了法律依据,但第210条规定作出限制和修改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扩张使检察机关民事调查权呈现看似有限制却又无边界的模糊景象。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调查权性质、范围、手段、对象等方面的困惑,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模糊性和长期以来对法律监督权的过度诠释和过高期待。检察机关为实行法律监督而行使的调查权,不能等同于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身份提起公益诉讼而享有的调查权,应当明晰法律监督权的功能定位,根据调查权的不同目的进行科学区分和具体程序完善。

简介：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是大陆法系以及源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通行的一种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证据,经历了从全面地、客观地收集和调查证据,到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从立法规定来看,法院的职权调查受到了限制,同时,也反映了一定程度上法制观念的变化。如何在确保法官中立和依职权调查证据中,架构合理的制度,通过比较和借鉴,应当明确法院是调查证据而非收集证据的主体,确立"调审分离"制度,严格规范证人出庭,从而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

简介：在长期理论研究和广泛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将＂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纳入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之中,将其作为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导致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面临诸多障碍。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如何恰当行使、适用范围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界定调取证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当从源头上厘清该项权力的性质,建立权力运行的程序规则,以此促进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力的规范运行。

简介：目前,由于我国两岸四地即大陆（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之间使用的公证书不能直接采信,从而产生公证书的查验问题。为解决公证书使用中的问题,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建立了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机制,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建立了委托公证人制度和公证书确认制度。

简介：审判实践中,我国各海事法院、一审和二审法院就海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如何适用＂受诉法院所在地＂问题上意见不统一。针对这一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其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对比分析我国不同法院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操作原则,提出将＂受诉法院所在地＂理解为实际审判法院或法庭所在地,根据赔偿权利人的诉求让赔偿权利人对其主张负＂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举证责任,以期对这一问题在全国法院得到适用上的统一有所帮助。

简介：刑事诉讼中的社会调查是指在量刑前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的诉讼活动。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社会调查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社会调查。第二类是拟适用社区矫正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对于社会调查所形成的书面文件,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常被称为社会调查报告。社会调查报告也是《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使用的术语。[1]但是,在拟适用社区矫正案件中尚没有形成统一称谓。[2]我国的社会调查和社会调查

简介：台湾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市县地政机关,隶属所谓"内政部"。澳门不动产登记机构是物业登记局,隶属法务局。法务局还设立商业及动产登记局、民事登记局和公证署等。香港早期不动产登记机构是田土注册处,与公司登记所、商标登记所、信托管理处和婚姻登记处等合并,称为登记总署。香港现行不动产登记机构是土地注册处,以自负盈亏的模式经营。大陆借鉴台湾经验,在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设置不动产登记局,只是过渡性的方案。未来应借鉴澳门法务局和香港登记总署经验,将不动产登记机构、商事登记机构和婚姻登记机构等统一设置。适时制定不动产登记法、商事登记法和民事登记法等,成立民商事登记局。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思路,提高社会中介机构在民商事登记中的作用。

简介：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必然以农业现代化为要义。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土地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都极为重要,而改变农地权属虚置的现实,是解放农地生产力的核心问题。2008年,重庆试行以＂地票＂交易制度为突破口盘活城乡建设用地,从另一个方面触动了土地权属认定的规则。农村闲置宅基地变现意味着土地交易,而在权属不清的情形下进行的交易本身就是一个吊诡的命题。二元所有制度改革模式或许有助于解决目前的难题——根据其自然属性和耕地性质,对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进行种类划分,为不同种类的土地确定不同性质的所有制。

简介：调查程序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规定的一项准司法程序,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规定的缔约国报告程序、个人来文程序和国家间指控程序具有辅助作用。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制定之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为了审议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家报告,曾成功地对两国开展过调查活动。在起草该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中,对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调查程序曾发生过一些争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中的调查程序继承和发展了此前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并对此后的人权公约中的调查程序提供了借鉴。迄今为止,该任择议定书的20个缔约国中只有4个接受调查程序,比例明显偏低。该调查程序的批准和实施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它毕竟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施增加了一种监督程序,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提供了潜在的更广泛的保护空间。

简介：调研表明，社会调查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实施范围不广泛、社会调查主体多元而分散、专业性不强、社会调查的内容不尽一致、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多样等问题。建议通过倡导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理念，拓展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借助专业培训提升社会调查主体的专业能力；以相关学科知识为基础确定社会调查的内容框架，推进我国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简介：我国刑诉法确立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管辖制度，其中包括了不同机关的管辖职能、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优先和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专门管辖。但是刑诉法在管辖方面的规定，除了确定不同机关的管辖职能条款外，全部针对的是人民法院对案件的管辖，并没有对审判前案件的管辖作出规定，这导致刑事案件的管辖产生了阶段性冲突，并引发了实践中的争议，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简介：按照中央、省委批准的两个“司改”方案，法院系统严格依程序完成了法官选任，建立了司法责任制度。据人额法官情况依《组织法》规定重新配置了各业务庭的审判资源，对入额的院庭长、专委、少数留在行政部门的法官确定了主审、参审的业务数量，通过全员培训于3月1日起，按新的责任制运转已两月有余，效果如何，取得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

简介：我国台湾地区目前适用的刑事诉讼法与大陆民国时期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一脉相承，本部法律从诞生至今近八十年的历史中，经过一系列的修法与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后，法律内容逐渐增强被告防御权与缩减检察官权限，使涉及限制人民基本权之强制处分由法院决定，以符合令状原则。此外，在庭审中的调查证据，也由以往的法院主导职权主义演变成当事人主义主导调查。这些改革使台湾逐渐去除原本的司法“行政化、职权化、纠问化”等弊端，而大陆目前刑事诉讼存在的许多问题，与数十年的台湾经验可谓似曾相识。以台湾为镜。对于我国大陆刑诉法将来修法再往前迈进具有借鉴意义。

简介：2011年5月，北京金悦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悦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北京长信汇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信公司）继续履行《写字楼租赁合同》，将海淀区苏州街79号的金洲大厦第三层房屋腾空后交还给金悦公司使用，并赔偿金悦公司经济损失。长信公司提出反诉，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写字楼租赁合同》无效，判令金悦公司将金洲大厦第一至二层房产腾空并交还长信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