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1986年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至2000年，司法部已举行12次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每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和录取人数如下：1986年报名人数为11587人，录取人数为1134人；1988年报名人数为23274人，录取人数为3418人；1990年报名人数为41956人，录取人数为4177人；1992年报名人数为48094人，

简介：<正>网络用户个人数据的民法保护是伴随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而出现的一个新型法律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网络用户的个人利益,还攸关各国网络产业的长远发展,因而日益引起了各国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在赋权的基本思路下,网络用户个人

简介：《网络安全法》第42条但书条款构成了我国个人数据匿名化规则,该条款将用户同意与数据匿名化确立为数据流通的主要规则。明晰数据匿名化规则与法律标准是理解与适用该条款之前提,亦是促进当前数据产业发展之关键。在比较法上,欧盟更注重数据匿名技术本身,并将匿名化标准提高至数据公开的标准,而美国个人信息去身份标准更强调通过风险评估的方式对标识符的识别性进行判断,构成了两套风格迥异的标准路径。我国数据匿名化法律标准的构建应基于“无法识别个人身份”之前提,以标识符类型化为基础,并以隐私风险评估作为例外,协调匿名化规则与其他规则之衔接。

简介：为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衔接，提高诉讼效率，201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时新增了第52条，“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机关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警察机关，

简介：兼顾公共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是我国规制跨领域信息交流时的目标,然而在这两种互相冲突的取向中找到平衡并不容易。面对同样的难题,德国的立法者、司法者与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宪法领域,在基本权利理论的帮助下条分缕析利益格局、确定冲突利益间均衡所在,于此基础上构建、完善自己的数据使用规则体系,规范个人数据在不同领域间的流通。比起德国的具体制度安排,其背后的思维工具更值得我国借鉴,若边用以解决本国问题边对之进行打磨,或能尽早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论与实践道路。

简介：处理非法行医案的难点在于,行为人非法行医诱发病患其他疾病致死的情形应如何定性,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阐明此类案件中的两个争点:其一是运用客观归咎论对案件中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解析;其二是运用'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判断方法对案件中行为人的罪责加以甄别。

简介：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环境下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日益凸显。本文通过对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最新进展的研究与分析,提出我国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应有统一的立法、专业的执法机构、立法与自律并重,并且指出,在目前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应积极研究和发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网规,加强个人数据保护。

简介：当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有不少法院依据有关鉴定机关对患精神病被告人作出“有部分(限定)责任能力”的鉴定,对其相应作出从轻处罚的判决,即所谓其负部分刑事责任.据某地法院近几年对患精神病被告人作出的判决情况看,其负部分刑事责任的判决,约占精神病人犯罪案件的10%。例如,某地张××因犯放火罪被起诉,法院于91年9月5日审理后判决如下:“……被告人张××经某市精神病防治院医学鉴定为:患精神发育迟滞(轻度)有限定责任能力,故酌情从轻处罚。……”又如,某地韩××,因奸淫幼女罪被起诉,法

简介：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是我国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个特殊程序,因为我国立法和司法的独特性,该程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难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强制医疗程序的司法特性,分别表现为刑事司法性、司法强制性、再犯预防性和社会福利性。在分析了该程序在我国独特制度下的司法特性之后,基于调研和实证分析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总结出目前实践中主要出现的几个问题,即精神病人再犯危险性的标准确立问题;因为只有少部分暴力行为由精神疾病引发,精神病人的病理康复与去除危险性的关系问题;临时拘束措施的实施困境;部分亲属申请不予强制医疗;强制医疗与刑罚的衔接等问题。以上问题的出现既有理论不够完善带来的实践困惑,又有实践操作的复杂性带来的现实问题,更有理论和实践都难以处理的客观难题。在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之后,笔者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各种综合手段实现刑法的社会控制功能。具体途径有:尽量争取好的社会政策,用好的社会政策化解矛盾;被害人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有机结合;加强对精神病人家庭的社会关注度;地方司法文件的出台,合理统筹细化规范等等。通过论证和分析,笔者希望本文的建议能对我国精神病强制医疗程序的进一步完善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简介：艾滋病是一种会对他人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且蔓延势头极为迅猛的传染病。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法律的进步有赖于医学科学的进步，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之一。对艾滋病人所采取的隔离措施有其法律根据，隔离行为本身具有合法性，但也是有条件的。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的长远规划是，以为艾滋病人提供一个更为人道、更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不使这一弱势群体脱离家庭、与世隔绝，而使他们得以在社会中过正常人的生活为目的。社会在要求艾滋病人承担起责任的同时，理应对他们因此而丧失的诸多利益进行补偿。艾滋病人应当在法律上享有与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同时也与其他公民一样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关注艾滋病人的生存状态，关爱艾滋病人群体，反对将他们排斥在社会之外，对于防治艾滋病和遏制其蔓延，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关于防治艾滋病的一系列法律文件，无一不体现出一种深切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关怀，而要将这些政策和法律文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温暖，还将走一段较长且艰难的道路。目前，汇集现有艾滋病防治的各种政策法律文件，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典——《艾滋病防治法》，已成为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一项重要且亟待着手进行的任务。

简介：1案例资料某日,某县一酒店客房内发现一名年青女子死亡.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客房反锁,撞开门后,发现一女子全身赤裸,遍布创口,已经死亡,房内有大量血迹.

简介：本文从实证分析和法学评论的角度检讨了医疗过失责任法在预防医疗伤害等方面的局限性,讨论了侵权责任法框架下的其他解决方案的可替代性,进而主张以病人安全立法克服这种局限性。实证研究方面,严酷的事实和科学的证明,均证实医疗过失责任法不具有预防医疗伤害的功能,而"责备"文化的形成则可解释这种局限性的根源。从理论法学和域外法的视野,深入检讨了医疗损害实行过错赔偿责任的局限性,客观地讨论了医疗损害是否应该实行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补偿。鉴于医疗领域实行严格责任或无过失责任同样存在严重不足,文章介绍了丹麦、美国等国病人安全立法的情况,进而从七个方面设想了中国病人安全立法的制度安排。

简介：我国基于亲属自治和社会自治理念设计精神病人监护制度,将监护制度定位于纯粹民事制度。精神病人监护需要政府介入,政府对精神病人承担补充监护责任,裁决监护人间监护纠纷,确认监护人与精神病人监护关系,并对监护人监护活动实施监督。行政权介入导致精神病人监护关系发生变化,除民事关系外,还有行政救助、行政裁决、行政确认和行政监督检查关系,精神病人监护关系需要行政法调整。

简介：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闸口.由于我国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理论没有统一标准,导致精神病鉴定专家充当了医学裁判和法学裁判的双重角色,对精神病人鉴定程序流于形式.只有明确精神病人的法律定义,发挥法官的自由心证,提前检察机关审查和监督的介入环节,才能使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得到妥善处置.

简介：以我国近20年来发生的18起精神病人重大刑事案件为例的研究发现,精神病人处遇程序呈现出重惩罚而疏于治疗、重案件事实而轻精神状态、重控方意见而轻辩护意见的特点。总体上,程序是一维而非多元,实践运作体现出社会防御与人权保障价值的双重失效。这既有程序内刑事诉讼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也有程序外政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的双重挤压及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在明确社会防御与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相结合的理念的基础上,通过程序内织密刑事司法网与程序外编牢社会救助安全网,有助于改造我国精神病人处遇程序。

简介：<正>一、病人安全管理与法律实践的国际现状近十余年来,病人安全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医疗保健与管理、法律等多学科领域一门独特的新兴学科,得到一种尚不成熟但却正在发展之中的科学框架的支持。~②研究者普遍以系统理论为科学基础,~③以风险管理为基本方法,~④以信息技术~⑤和循证医学~⑥为基本手段,并以医事法学~⑦营造病人安全文化环境,结合临床医学、~⑧临床药学、~⑨临床流行病

简介：<正>目次一、病人人权的发展二、我国台湾地区病人权利立法现状三、知情同意权的法律性质四、检视《医疗法修正草案》中的病人同意权规定五、两种医疗伦理文化六、医疗伦理委员会与伦理咨询专员的法律咨询角色医疗工作中,医疗机构及机构中的各类成员,如医师、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等,在面对病人和家属时,就治疗病人所涉及的价值选取问题或伦理道德问题,传统上都是以医师为主导来帮助病人和家属处理和解决的,但是,在现代医疗技术急剧进展之下,新的伦理争议层出不穷,而病人个人和家属

简介：通过实践观察,重大刑事案件中法院对精神病人的治理逻辑是惩罚大于治疗,打击犯罪优于保障人权。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在法律制度内,立法不完善;在法律制度外,社会保障体系不到位。未来改革应从法律内外两个维度完善审判阶段涉案精神病人的处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