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宪法人之图像,系以'兼具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人之图像,以彰显'永续发展'之国家目标。能源税最主要的宪法界限在于绞杀税之禁止、寓禁于征之禁止,以及不得逾越比例原则。环境公课主要指规费、受益费及特别公课,虽与环境税同样具诱导管制目的,唯因其有对待给付,宪法上要求权限划分和基本权自与环境税不同。能源税宪法上的实质正当性,须有助于权衡诱导管制目的与量能原则,而在确保人性尊严之生存基准取得实质正当性。能源税制定首先须确立为中央税或地方税;若为中央税,立法之初宜予地方参与之权,其税捐收入宜予地方充分之保障。能源税之差别待遇,其节能减碳与手段间是否具实质关联,须具体判断,而不能以抽象之双重红利正当化。能源税如过苛致职业无法永续经营,有违职业自由。从财产权保障观点,亦要求课征能源税后,使企业仍得永续经营。

简介：在大陆法系的成文法领域,先贤们早年创立的犯罪构成＂三阶层模式＂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由此犯罪被视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即该当性）、违法（即违法性）而有责（即有责性）的行为。这一创举对于近现代大陆法系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刑事成文法的制定和犯罪成立理论具有奠基性的重大意义。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新中国政权建立后将民国时代已经生根落地、开花结果的大陆法系＂三阶层模式＂予以抛弃,移植了前苏联的＂四要件模式＂。而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当下中国刑法学又一次改信大陆法系的＂三阶层模式＂,但＂三阶层模式＂同样存在着理论的不足和实践的障碍。因此,通过比较、鉴别和扬弃吸收,中国刑法领域完全可以重构犯罪构成。犯罪构成不过是在主观罪过支配下的客观行为构成某一犯罪所应当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即只有能够反映行为人主观罪过的主观要件和体现客观行为的客观要件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罪主体的资格是犯罪构成得以成立的前提,而犯罪的主体身份则是行为已经符合犯罪构成后的必然现象。

简介：随着全球金融业信息化和网络化不断发展，个人金融信息侵权行为不断增加，这不但会侵害客户合法权益，也会增加金融机构诉讼风险和运营成本，进而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安全稳定。本文立足于基层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方面的具体实践，深入分析当前个人金融保护工作面临问题，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完善和加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建议。

简介：最大限度公开原则成为统领墨西哥整个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最重要原则。圣费尔南多信息公开案激活了墨西哥信息权法中的'人权解密'条款。基于信息权法的最大限度公开原则,联邦公共信息获取委员会实施'人权解密'条款责无旁贷,它在联邦行政分支之内拥有对信息权法的解释权。

简介：人格尊严和信息自由是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主要法律价值，二者之间的矛盾可以还原为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构成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背后最核心的价值冲突。确保个人信息安全，维护人格尊严，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而追求个人信息自由流通，是提高经济发展效率的要求。面对此价值困境，我国应当在保障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兼顾信息自由，这是回应现实问题、保护人格利益之必须。

简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大面积应用,社会以及用户对互联网依赖性增强,任意时间和任意地点以及任意方式的接入,使得网络的安全隐患增加,用户个人信息泄露普遍严重,网络犯罪手段变化多样,相对应的安全管理的范围和内容不断扩展,监管困难程度上升。应用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推广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的瓶颈,建立全面的形之有效的管理机制是重中之重,更是网络发展的新动力。

简介：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自杀事件，目前仍在发酵。何时画上句号尚不可知。近日，一篇题为“翟某某骗婚经历起底：处了5个对象离了4次婚获利上亿”的网文在朋友圈广为转发，信息是否属实，让人莫衷一是，但可以确定，翟某某确有婚史，如果苏享茂早就获悉其过往，或可逃过生死劫。法律的问题交由法律，当事人该不该承担以及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由法律裁决。

简介：【基本案情】被告人李丙龙，男，1991年8月生，个体工商户。被告人李丙龙为牟取非法利益，预谋以修改大型互联网网站域名解析指向的方法，劫持互联网流量访问相关赌博网站，

简介：其实，受到困扰的并不止张琳萱—人，和她一个医院生宝宝的产妇们都接到了不少骚扰电话。这些骚扰电话全都是一些和新生儿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看来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推销。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快速发展与普及的信息网络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犯罪的行为模式。以信息网络为媒介的犯罪，总体上呈现出行为主体的分散性与隐蔽性、行为方式的虚拟性与难以感知性、行为对象的广泛性与不确定性、违法犯罪成本的低廉性以及侵害法益的严重性等新特征。由此直接促成了国家对网络违法犯罪管控模式的转变，即管控重心由网络用户向网络服务提供者转移。

简介：在命案现场勘查中，被害人信息是勘查人员了解和分析命案的重要切入点，全面挖掘被害人的信息是命案现场勘查中的重要内容。被害人信息主要包括被害人的身份信息、生活背景信息和行为信息等。命案现场中被害人信息的获取主要通过勘查命案现场的状态、痕迹物证、尸体、调取视频监控和调查访问等途径展开。被害人信息在命案侦查、证据体系的构建和定罪量刑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介：近年来,我国刑事错案的曝光率上升,侦查人员非法讯问行为也几经公开,国家司法公信力遭到严重破坏。伴随人权保障理念进入大众视野,为严格规范我国侦查机关执法行为,重塑司法公正形象,录音录像被引入至侦查讯问过程中,成为期间监督手段。公安部门及检察部门先后出台《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等操作性规范对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进行全面规定,但其中就侦查讯问录音录像资料保存方式的规定仍采用传统的硬件管理模式,在信息化时代显得十分违和,长此以往也将为侦查讯问资料的留存带来诸多问题,因此,科学构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信息管理系统是时代需求。

简介：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影响下，计算机技术、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应用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在我国反贪侦查工作中的运用，虽然检察院借用一些技术性的手段侦破了部分重大贪污事件，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贪污贿赂人员犯罪的智能化、隐蔽化等问题。总体而言，给我国传统的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相当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针对信息化在我国反贪侦查工作中的运用这一主题展开浅析。

简介：针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第1款的解释，国内存在量刑规则说和帮助行为独立犯罪化说的对立。前者存在疑问：首先，忽视了分则之罪均为独立的犯罪构成，会导致没有构成要件的量刑规则，造成罪名虚置。其次，连锁帮助犯只能适用帮助犯的量刑规则，不适用从犯的规定，由此较之独立犯罪说处罚更重，罪刑失衡。且其构成要件和量刑规则的区分标准不明确，使同一法条兼具正犯构成要件和共犯量刑规则两种矛盾的属性，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最后，在个案处理上，量刑规则说得出的结论在行为无价值论看来不牢固。而独立犯罪化说则没有以上疑问，且更有利于规范引导和法益保护。因此，该款规定的当属独立的犯罪构成，而非帮助犯的量刑规则。

简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有立法必要性，是网络犯罪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需求，也是网络健康运行的需要。刑法分则设立该罪名是片面共同犯罪从理论到司法、再到立法的现实路径，符合网络社会发展规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违反罪刑均衡原则，通过罪名适用与竞合处理，可以较好实现危害性与刑罚量的统一。从量刑规则的特征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量刑规则存在区别，不能将两者简单等同。

简介：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自媒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层出不穷,媒体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也时常出现。媒体记者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阻却事由应为业务正当行为。通说对＂业务＂的内涵界定存在偏差,＂业务＂之内涵应予以限制,只有具备特别资格、知识或身份者实施的活动才可归为＂业务＂。＂正当＂的判断应借鉴比例原则,首先判断业务行为是否与公共利益具有关联性;其次判断是否为最小侵害的选项;最后判断是否能够带来整体社会更高的利益。

简介：新世纪以来，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应用日益广泛，人民法院档案作为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信息化的步伐已经成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是，法院传统诉讼档案工作方法与时代发展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怎样解决法院档案管理中“档多人少”的矛盾，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对诉讼档案的利用需求，如何将信息化建设与法院档案管理相结合，一直都是法院档案管理工作中不断探索的工作内容之一。

简介：在共犯学说中，“区分共犯制”并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不应当被视为“共犯正犯化”的立法表现，而应作为“从犯主犯化”对待。单一正犯制在坚持法益保护以及行为主义刑法的基础上，应当将共犯的“从属性”理解为仅对剥离价值评价事实的联动。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刑法规制并非仅限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证明责任相对降低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应当得到足够重视。

简介：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侦查机关的搜查行为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禁止对公民的人身、财产、住宅等进行任意搜查,必须在有充分的理由并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才可进行。但是,第四修正案的内容与界限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关是否可以搜查手机信息的问题引起了诸多争论。在莱利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法院认为手机中存储有大量隐私信息,这与传统上警察附带搜查的实物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为打击犯罪,也不可以侵犯隐私权为代价对手机信息进行附带搜查,而必须在具备搜查令的前提下才可展开搜查。

简介：201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指导案例61号《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为了正确理解和准确参照适用该指导案例，现对该指导案例的推选经过、裁判要点等有关情况予以解释、论证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