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不过，双方的合作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对此，尽可能克服合作中的不利因素，积极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中印两国当务之急。本文认为中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但能否实现有效合作还有待双方共同努力。

简介：“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成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简介：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破解中国经济发展难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维护边疆稳定、建立陆上安全通道以消解能源安全之虑、推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乃至相关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世俗化,消除国际“三股势力”滋生土壤,以东方智慧消解美国等霸权国家的围堵、遏制,提升中国国际影响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面临着恐怖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博弈、政治、经济风险与异质文化冲突以及其他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巴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与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一起协力应对,才能有利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顺利进行,从而才能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奠定基础.

简介：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迅速陷入了多重危机叠加的困难境地，基本结束了其一体化快速推进的黄金期。近年来，以恐怖袭击频发和大量难民持续涌人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越发严峻，对欧盟自身的团结稳定与认同、欧洲经济的复苏及其国际形象建构等都造成了诸多不利影响。总体上看，

简介：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简介：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简介：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愈加综合与复杂，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进一步精细化。“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针对那类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混的威胁而提出，在缘由、意图、主体、手段、地缘等多方面显示了非传统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元性”特征。网络安全威胁是“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的重要议题，其呈现了主权难以界定、合法性难以判定、身份难以限定、过程难以追踪、应对难以依靠单一主体的非常规特征，网络安全维护需要新思维。一些国家奉行进攻型网络安全战略，导致了网络空间的威胁升级与安全困境，不利于全球网络安全维护。“优态共存”基于中国“和合”价值观而提出，主张认同建构与互惠共建，更好地适应了网络安全治理的跨界合作、“大安全”观与超越安全困境的能力要求，是较优的网络安全治理方略，可成为“多元性”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一般路径。

简介：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简介：长期以来，非传统安全一直不同程度地威胁和影响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关系的持续发展。主要问题有：缅北跨界民族武装控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毒品与艾滋病蔓延并呈上升趋势，严重威胁人口生存安全；贩卖人口等犯罪活动猖獗；毒品等非法经济难以遏止。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如何应对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似应从优化边检机制、完善公共卫生预警系统、发挥次国家政府的特殊作用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简介：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娜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简介：尊敬的山田正理事长先生，尊敬的各位学者：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对山田正理事长率领的霞山会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对我会与霞山会共同举办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下的中日合作”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热烈祝贺。

简介：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国交界（tri-bordcrarea）被视为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和相关犯罪中心。这一地理空间是一个著名的武器、爆炸物和人员通过区域，同时，也是本地和跨境恐怖组织的主要后勤走廊。美国政府为此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当地的海上安全倡议（initiative），并且通过各种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引导三国的主动性。这种做法必须侧重具体国家，旨在推动适用于具体国家的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目标旨在推动受助国家之间，以及各国与美国的合作（cooperation）与协同（interoperability）。

简介：南海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严重,确保海上安全已经成为南海沿岸国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本文从相关国际法对于海上安全的解读、南海沿岸国及域外相关国家的海洋政策路径、沿岸国与使用国合作的新方向三个方面阐述了构建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性。文章分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法律和准法律的工具在打击海盗与海上恐怖活动、保障航行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局限性。除了国际法发挥的作用,沿岸国以及域外利益攸关国家如何就加强海上安全合作选择的政策路径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沿海国和使用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们在确保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得到持续有效利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存在显著分歧。尽管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地区国家近年来在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方面保持了良好的合作态势。为了实现海上安全合作,需要有关国家努力凝聚共识,提高互信,打消海上合作将会影响主权权利的担忧。此外,南海声索国可以通过国际海事组织和东盟等国际组织加强区域合作,深化相互理解,最终为海上安全合作做好铺垫。

简介：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一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简介：全球伦理运动是由基督教神学界发起、得到世界各宗教团体广泛响应的一场确立并推行人类共通与基本伦理规范的运动,其目标在于从信仰、道德的层面来有效化解道德沉沦、民族宗教冲突和环境恶化等世界性难题.印度教的非暴力主义,当可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爱人如己'的道德律令鼎足而三,使构建中的全球基本伦理更加坚实有效;印度的多元宗教传统,对于各门宗教之间形成多元共存、和平竞争的正常关系,亦当具有重要的示范与借鉴作用.

简介：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伦理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从中国传统道德中吸取积极因素

简介：道教是中国惟一本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吸收神仙家的修炼方术、民间鬼神崇拜观念和巫术活动而形成的一种有组织的宗教.道教自创立以来,不仅为下层广大民众所信奉,而且曾一度为上层统治者所器重,其势力遍及中华大地,并流传于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

简介：国家安全是政治学研究的学科热点之一，而社稷安全是国家传统安全观研究中的一环。从学理上看，社稷安全曾历经多次威胁，包括王权统治的制度性威胁“谋大逆”与“谋反”，内部威胁“寇贼”与外部威胁“外敌”等多重问题。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稷安全观，也具有双重性、内向性和多元平衡性的特点。第一是强调文化与武力的同等重要。传统社稷安全观对文化安全观非常重视。从内外两个方面上看，一方面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大力维护儒家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是以文明传播的形式构建在地缘政治中的身份认同，从而确立整体的和谐共处前景。第二是强调政治管理的作用，即在国家安全因素中凸显内因高于外因的特点。决定国力的根本在于内部的稳定，而王朝的职责在于维持经济生产的有序和政治管理的清明。基于这一条件，传统社稷安全观呈现出很强的内向性和保守性，同时对外部武力进犯非常敏感。第三是追求以“分封制”为核心的异质文明间非暴力统一的共处关系。在一个文明圈内有共同的政治偶像——孔子，共同的政治标准——“儒家”和共同的政治理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