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清末以来,南海诸岛上的“庙宇”就成为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之有力物证。1909年中日东沙岛交涉案中,两广总督张人骏等人在与日商讨价还价过程中,清政府从一开始进行索赔的重点物产就是以海神庙为主的。各大报刊的报道是渔船、庙宇和矿税三大项,从往复电函可知矿税等是后来为争取更多利益附加的筹码。无论是官员考察南海诸岛.还是报纸杂志对南海主权的报道,甚至是英法日等国侵占东、西、南沙的文字记载,都浓墨重彩地审视着岛屿上的诸多庙址。民国政府在处理西沙群岛开采权、“九小岛”主权等争端上。流露出了对待南海诸岛“庙宇”的两种态度:作为主权物证之“庙宇”.作为“迷信神权”之“庙宇”。这种认识的转向与该时期的《取缔寺庙药笺迷信活动函》、《神祠存废标准》等文化政策相关,自然未纳入保存范围的南海诸岛“庙宇”在建筑修复、文化保护上不被重视。1946年收归三大群岛后,对庙宇遗址的文化报道与记载明显增多。“庙宇”所指向的渔民文化成为报纸杂志叙述的重点,这对现今南海诸岛的“庙宇”文化研究,抑或是海洋文化研究,以及增强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应具有的凝聚力与向心力。都有重大的启示与价值。
简介:<正>去年以来,随着日本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盈余的再度上升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美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复趋紧张。布什总统今年初的亚洲之行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紧张,反而使日本的“嫌美”情绪由小心翼翼变得公开表露,高层人物屡屡失言;美国的反日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地方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对日政策成为大选年的争论焦点之一。美日经济摩擦由来已久,不断深化,成为影响两国间经济甚至政治合作关系的一大症结。本文试图对美日两国经济摩擦的结构性原因作一简要的分析。一、美日企业体制的重大差别日本的系列企业体制正日益成为非关税壁垒的象征而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所谓系列企业即企业集团,包括综合型(或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前者指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多以银行为主体,拥有较大的贸易公司,主要有六大集团:源于战前旧财阀的三井、三菱、住友集团和新兴的芙蓉、第一劝业、三和集团,也有人称之为金融系列。垂直型系列以39家重要的制造业公司为主,每一家下面都有若干从属公司,自成体系,如日本钢铁、日立、丰田等系列,也有人将这样的系列称之为生产系列。这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企业集团,但家族色彩更浓。系列企业共同的特征是:交叉持股、长期联系,广泛的内部商业往来。与美国的企业集团相比,日本系列企业有三大特点:
简介:一、亚太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近年来,日本、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东盟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这种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有从日本直接波及到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然后再由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间接转而波及到东盟与中国的,但也有直接从日本波及到东盟与中国的。这种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不仅引起了受波及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变化,同时也成为促进受波及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拟考察近十年来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与东盟的经济结构变化概貌,然后按国别探讨东盟各国的经济结构变化的主要趋势、其背景及今后的展望。
简介: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一方面,以美国为枢轴的“同盟型”结构经历了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型,形成了新的同盟、准同盟和潜在同盟的层次化布局;另一方面,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化原有的“协作型”安全架构的同时,又通过“一带一路”“欧亚联盟”等战略性倡议重塑亚太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态势。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逐渐侵蚀了东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解构和重构需要中美找到新的战略共识,并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进行“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