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奖赏决策中的自控是指为了获得更大价值或更长远利益而抵制即时诱惑的行为模式,而冲动则是指相反的选择偏好。自控与冲动的脑区空间定位是由不同的神经区域在不同决策阶段参与发挥作用的:在决策前期,无论是自控还是冲动决策都有边缘系统或旁边缘系统的参与,包括腹侧纹状体、腹内侧前额皮质、后扣带皮质等;而在决策后期,额顶叶区域和背外侧前额皮质可能在自控决策中发挥决定作用,边缘结构和眶额皮质可能在冲动决策中起支配作用。此外,从奖赏类型角度来看,二级奖赏与初级奖赏既共享一些脑区域如边缘系统,又拥有独特的脑区定位如眶额皮质。时间进程方面,相关的ERP研究表明自控与冲动决策会引起早期成分P1、N1以及晚期成分P3、ERN等成分的幅度变化。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设计更严密的实验范式和考察分析大脑各个子区域的单独作用以及彼此间的交互作用。
简介:无意识信息对人们的行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不仅能触发相对低级的认知功能而且也能触发冲突控制等相对高级的认知功能。尽管已有研究从行为和认知神经研究两个方面强有力地证实了无意识冲突的存在,但对无意识冲突是源自中枢加工产生的语义冲突还是晚期动作选择中产生的反应冲突存在激烈的争议。本研究采用分离语义冲突和反应冲突的实验逻辑在Stroop掩蔽启动任务中探讨了无意识冲突的机制。结果发现,无意识Stroop效应中既包含语义冲突又包含反应冲突。这说明无意识冲突可能由语义冲突和反应冲突共同构成。实验结果也进一步支持了无意识刺激可以加工到语义水平的观点。
简介:针对高校中存在的少数群体学生与非少数群体学生的成绩差异,Steele和Aronson(1995)首次提出刻板印象威胁概念,认为刻板印象威胁是个体所经历的一种风险,处于该风险中的个体担心自己会验证所属群体的消极刻板印象。他们还指出这是一种情境性威胁。即使对于能力高的个体而言,这种威胁经历也会导致表现下降,本文通过以往的测验说明刻板印象威胁是如何消极地影响表现结果的,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说明,对结果的消极影响可能由一些直接的中介变量引起.因此,本文的目的是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建议,以便能更直接地理解这些测验的机制。实际上.从数据入手研究这个领域有很大的空间,就评判尺度而言,没有一个单独的中介变量能完全解释刻板印象威胁与表现不付佳之间的关系。
简介:元认知监控作为元认知的核心成分,是内隐程度较高的心理活动。研究采用认知操作法,以MasterMind游戏任务为载体,从执行功能中认知灵活性的角度,探讨了元认知监控的内部机制。结果发现:元认知监测对元认知控制的作用受到认知灵活性的调节作用。对于高认知灵活性的学生,元认知监测水平越高,元认知控制越好;对于低认知灵活性的学生,元认知监测水平的高低不会引起元认知控制水平的显著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高认知灵活性的学生能根据元认知监测进行有效元认知控制,而低认知灵活性的学生其元认知监测水平的提高没有影响元认知控制。结合元认知监控与执行功能进行了讨论。
简介:采用重复启动范式和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了汉英双语者英语复合词的词汇通达机制。结果表明,在语义透明的英语复合词词汇通达中词素和整词均有促进作用,首、尾词素的促进作用相同但弱于整词的促进作用;在语义不透明的英语复合词词汇通达中词素和整词均有影响,首、尾词素起相同的抑制作用,整词产生促进作用;词素在英语复合词词汇通达中起作用并与整词作用于词汇通达的同一阶段。本研究结果初步表明,英语复合词中词素义与整词义的相关程度(语义透明度)是影响其词汇通达的重要因素,语义透明复合词中词素与整词的连接是兴奋性的.语义不透明复合词中词素与整词的连接是抑制性的。本研究结果支持词汇通达的IIC模型和心理词典的混合存储观。
简介:该研究采用531名中国汉族健康大学生为被试,综合考察了5-HTTLPR(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区)基因型、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间交互作用与面孔表情识别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面孔表情识别上有显著的主效应。总体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和女性的被试具有较好的面孔表情识别能力。5-HTTLPR基因型、性别、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它们在面孔表情识别上的三因素交互作用也显著。该三因素交互作用主要是源于,在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背景下,女性携带有5-HTTLPR长片段等位基因比短片段纯合子表现出稍差的面孔表情识别能力。该结果体现了基因与环境多因素交互作用对面孔表情识别能力的重要性。
简介: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习投入量表,调查了953名初中生,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业自我效能与学习投入之间的关系。在控制学生性别、年级,以及先前学习成绩的影响后,结果发现:(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对学习的投入就越多;(2)学业自我效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习投入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组成成分与学习投入的关系中,家庭收入可以显著预测学习投入,而父母亲职业、父母亲教育水平对学习投入均无直接预测作用,它们是通过家庭收入的中介作用,再经过学业自我效能而影响学习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