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近六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罗国杰教授作为主要学术带头人为创建新中国伦理学的宏大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其著作等身、卓见非凡，为伦理学从业者和学生所敬仰。在其多达数十卷的著述中，1980年在《哲学研究》第6期发表的题为《论科学技术、物质生活与道德的关系》一文，为国内学术界较早关注这一课题的力作，为奠定和开拓我国科技伦理学、生态伦理学乃至整个应用伦理学确定了基本的理论原则和规范。

简介：罗国杰先生走了。我们伦理学工作者都很沉痛，都在深情地缅怀他。罗先生是我1957年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本科时的高班同学。接触中感到他待人诚恳友善、和蔼可亲，有兄长之风，也知道他博学慎思，个人藏书很多。记忆最深的还是他作为伦理学教研室的老师，在我们读大五时为我们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讲座。当时学校为扩充哲学本科班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为我们班开设了伦理学、美学和自然辩证法讲座，这些讲座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简介：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引发了社会对于科技伦理责任的关注。本文主要对科技伦理责任功效问题进行探讨，指出科技伦理责任能够提供科技进步的精神动力，引导科技行为的道德选择，影响科技主体的价值信念。同时，分析了科技伦理责任功效的实现基础，即观念、态度、动力和控制四大系统。

简介：＂道德勇气＂是敢于捍卫道德的勇气,是解决道德困境的关键。拉什沃思·M.基德尔将＂勇气＂分为两类：＂血气之勇＂和＂道德勇气＂,认为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后者为道德原则所驱动。他把＂道德勇气＂视作三个概念领域的交集：原则、危险和忍耐,认为＂道德勇气＂是一种义务论式的,而非后果论式的。实际上,真正的＂道德勇气＂呈现为一种＂混合＂样态,不仅包括行为者的动机和情感,更涉及对后果的审慎衡量。道德勇气能够通过实践逐渐获得,它不仅是一种德性,更是一种能力。

简介：罗国杰先生奠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他肯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性,确立了这一研究方向的学科地位;他廓清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他指出了对待中国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是批判继承;他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基本原则来进行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而他牢记在心的是要让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简介：罗国杰是我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领导。1956年人大哲学系在全国提前特招本科生，我们同时考入，成为命定的老同学。但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的，他是从上海市委“调干”到人大读哲学系的。早年，他在河南读完中学，在上海曾就读于同济大学法学院，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从事革命活动，1949年后又在上海虹口区委和市委做过多年党务工作。论年龄他比我大八岁，论经历和学识他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他为人正派、清廉，可谓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

简介：2015年3月9日，罗国杰教授与世长辞，伦理学界沉痛哀悼。罗国杰先生是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他不仅是新中国伦理学事业的奠基者、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开创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理论的重要创建者，而且是中国第一份伦理学专业期刊、中国伦理学学会会刊《道德与文明》（原名《伦理学与精神文明》）的主要发起者、创办者，并先后担任主编、编委会主任。

简介：在科技文明时代的背景下,风险因素对未来的影响超出了以前思想家们最大的想象空间,这样一种全新的现实挑战着传统的伦理学观念,并呼唤着全新的理论应答。而风险伦理就是科技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非现实性和未知世界等各种复杂问题时的一种伦理应对,其中,不伤害、公正、审慎则成为人们迎应风险问题时应该坚守的三项核心原则。

简介：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为什么需要德性》中,麦金太尔诚挚地对之前所犯的理论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即＂不该认为有可能存在一种独立于生物学的伦理学＂。1在这里,他从人类的动物本质出发,揭示了人类的苦难、脆弱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据此推断出人对他人的依赖本质与程度,由此揭开了隐藏在每个本地共同体之中的社会关系的神秘面纱,并且给出了其关于给予和接受关系的独特论述。

简介：在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流行于伦理学时，黑尔将可普遍化规定为道德判断的基本特征，从语言与逻辑的角度重新解释和论证了可普遍化原则，恢复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伦理学奠定了客观基础。然而，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却并不完全符合道德现实。

简介：＂自我＂作为一个反身代词指的是每个独立的人类个体。现代自我具有什么特性？怎样理解现代自我？是当代哲学家、思想家讨论自我的一个基本方面。麦金太尔对现代自我的观点,是通过他对现代自我的批评中体现出来的。麦金太尔的这一批评,在其重要著作《德性之后》中有着集中的表述。一情感主义的自我麦金太尔是一个伦理史学家,他对现代自我的批评是从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为出发点的。

简介：密尔的美德学说有其实质内涵，又有其政治意蕴。前者是说，美德与智力、审美一样，都是我们运用和发展自己的高级官能而获得的，所以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基础，同时，美德又有伦理维度，即是一种能关注社会利益，具备公众情感的道德品质；后者是说，美德既然是获得幸福的基础，所以培育和促进人们的智力和美德就是优良政治的最主要任务。

简介：<正>在任何一部社会学思想史或社会学理论教科书中,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Durkheim,1858—1917)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提到杜尔克姆对社会学理论的杰出贡献,人们往往专注于这位“实证社会学先锋”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宗教社会学和社会劳动分工论,却很少有人对他的道德社会学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领域,从来没有一位社会学家象杜尔克姆那样,对困扰着人类思想与行动的道德问题作过如此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本文试图对贯穿在其主要著作中的道德社会学思想作一客观和科学的评析,以期对我国现阶段的两个文明建设有所启示。

简介：<正>科技道德是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保证科学技术沿着健康道路发展的重要环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运用道德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的科技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关于科技道德的研究对象与定义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啊了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科技道德问题越来越成为每个国家理论界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简介：<正>一、科技道德教育的课程结构科技道德属于职业道德,而一般的职业道德教育包括职业道德责任、道德情感、道德规范,职业纪律、行为和习惯内容。从理工科大学生的内在品德修养动机和社会外部要求来讲,科技道德教育的结构以“三专题复合式结构”为最佳,即第一专题“科学与道德”,重点讲科技道德责任,培养事业心、责任感等道德情感。第二专题“科技道德规范”,讲道德要求和道德认识。第三专题“科技道德品质修养”,是道德原则的实践,旨在促进道德行为的完美和良好习惯的养成。这样就构成了科技道德教育中各有重点而又有联系的三大块,并使第三专题的内容以正反馈的方式反送到第一专题,通过高尚的道德品质,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而产生的社会效果,又会进一步促进科技道德责任感的深化。于是形成闭环课程结构。

简介：当今时代，科技伦理失责问题日渐凸显，迫切需要构建科技伦理责任观，科学明晰科技伦理责任观的基本内容。本文认为科技伦理责任观的构建包括责任目标、责任主体、责任对象、责任原则和责任规范等基本内容，并对之作了分析和阐述。

简介：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现代文明中的作用,如何使科学技术真正为增进人类的幸福服务,这是处于世纪之交的思想家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日本著名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曾对自然科学有广泛的涉猎,对于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他同罗古诺夫教授、保林博士和汤川秀树博士等世界级自然科学家的对话中,尤其表现出了他的博学和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从中可以发现其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蕴涵.

简介：<正>为了适应高等学校进行伦理学和思想品德教学的需要,华东师大政教系伦理学教研室在周原冰同志的倡议和支持下,从今年九月开始举办伦理学进修班,学习期限半年。进修班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中、西伦理学史课程和德育心理学、社会学、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等讲座。除了教师讲课外,还发动学员针对大专院校学生中提出来的一些伦理学问题进行研究。参加学习的有上海市高校和部分中专从事伦理学和德育课教学的教师四十余

简介：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在他的功利主义理论中提出了苦乐计算法,要求对快乐和痛苦的值进行量的估算,从而较精确地估算出任何一个行动或事件所造成的苦乐倾向,并且最终通过对苦乐估算的结果来让人们选择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行动方案,让政府制定出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政策。但是,他的这一苦乐计算法却遭到了后世一些哲学家们的批评和诘难,自称为边沁继承者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对此进行了一些反驳,并对边沁的苦乐计算进行了局部修改,将只有量的区别的快乐拓展为既有量的区别又有质的区别的快乐,将其粗糙的'快乐'概念进行了精致化的改造,并提出'幸福'是一个比'快乐'更加丰富的概念。但是,密尔在理论上所进行的这些细枝末节的修改并未将边沁的苦乐计算法从众多的批评中解救出来,在实际的估算过程中,功利主义的苦乐计算法仍然面临着实践的困境。

简介：巴泽尔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功利的、实证的、动态的、演化的,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都是功利主义的,这在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中独具特色。其经济伦理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功利的权利界定,权利是一种处置资产的能力,人本身也是一种资产,交易成本约束决定了权利的边界和权利界定的不完全性。二是功利计算的价值,价值是一种实证主义的客观价值,功利标准提供了脱离于人的主观评估的客观标准,人权与产权的价值可以通约。三是统治者、臣民、疆域构成了国家,统治者和臣民都依据功利计算的结果作出决策,国家成为掠夺者还是保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