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帛书《二三子》篇，孔子所引《鼎》卦上九爻辞作“鼎王”，今本作“鼎玉铉”，“”为“璧”之形省，“王”即“玉璧”。从孔子之释，推知此爻辞本当作“鼎玉”，义为以玉饰之、插鼎耳两孔而举鼎的鼎杠。“”以与“鼎”形近而误为“鼎”，“鼎”通“璧”，即《二三子》之“”。“”以与“扃”音义皆同，而通作“扃”，又写为今文“铉”，即今本之“铉”。孔子释《屯》九五爻辞，解“小贞吉”之“小”为“小民”，解“大贞凶”之“大”为“大人”，颇为新颖。孔子此释，至三国魏时仍有流传。其中“年毂十壹”读为“年谷十一”，指十取其一之田赋。孔子释《艮》卦辞，言及“精白”，“精”谓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初始先天之元。“精白”的内涵，当谓政治人物修养其心，去除邪恶，使心地洁白，从而使刚健中正、纯粹良善的先天精元呈现出来。“能精能白，必为上客”，谓能呈现其精元，能洁白其心地，必为尊贵之大臣。“能白能精，必为古正”，谓能洁白其心地，能呈现其精元，必为显贵之高官。

简介：作为新公共管理的继承者和修正者被提出来的后新公共管理，在三个维度全面超越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一是权力重组，从强调分权到适度集权；二是结构重组，从机构裂化到主张机构协作与整合；三是关系重构，从倡导民营化到主张更加重视网络化治理。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主张对当前中国的行政改革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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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被冯友兰本人及众多学者忽视的一书实质上在"贞元六书"构成的新理学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该书一方面是此后的的诱发性著作,另一方面也开始凸显了冯氏新理学体系中本体形上学和人生哲学断为二截的内在矛盾.

简介：“用什么思考”的意思不是“思考时心里浮现了什么”，而是心智活动通过什么表达系统获得直接表达。思考以语言为归宿——在言说活动中，多种多样形式的心智活动通过一个单一形式的公共表达系统获得表达；这种表达是未成形东西的成形，而不是一种现成物转换成另一种现成物。立足于以上基本思想，通过对“动物的语言”、“形象思维”、“内部语言”、“普通语言”、“找词儿”、“言不尽意”等多种题目展开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言说活动一端连着言说者的种种经验，另一端连在语言上。

简介：<正>中国自然哲学向来不够发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一般的研究者差不多也都这样看,把它当成一个结论承认下来,视为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深究,如此陈陈相因,直到近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兴起,才稍有变化。一批兼治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勃然崛起,尽管是人数不多,但已引起了学界的注目。李存山的专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下简称《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即佼佼者之一。

简介：《孟子·告子下》篇＂人恒过,然后能改＂之＂恒＂当读为＂极＂,是说人困于过,为过所困,才能改正错误;《离娄上》篇＂思诚者,人之道也＂之＂思＂当读为＂使＂,是＂做到＂的意思,而不应该训为思想或追求;《尽心下》篇＂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当作＂仁也者,人也;义也者,路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也＂下脱去＂义也者,路也＂5字。

简介：<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讨论蓬勃展开并向纵深发展。相形之下,《易经》研究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发展的步子比较缓慢。一九八四年,我得知在武汉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易经》学术讨论会,心中甚为高兴,但当时未能参会。到了一九八六年底,我收到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来信,请

简介：关于《新南洋》季刊的创办年波去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翻阅”《新南洋》季刊的所有案卷，令人费解的是国民党的一些大员们创办的这个刊物，从创刊到停刊始终未领到期刊许可证，这在国民党的期刊史上是少见的。１９４２年８月，南洋研究所所长陈树人、副所长陈立夫决定...

简介：台湾学者孙剑秋博士著，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12月初版，2000年9月再版，全书316页。此书是作者多年来习《易》、治《易》的论文及讲授《周易》的材料汇辑，但全书仍有一根主线贯穿其中，并反映出作者多年治《易》的一贯倾向。(1)以义理为主，不废象数。认为“象数图书之学愈盛，则人的自主性便愈低”，故治《易》应“先立乎其大”者(《自序》)，又认为“象数亦为易理之二”(《亭林之易经学·论学易不可废数》)，不能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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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正>博爱,即广泛平等地爱一切人,它是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与规定.本文拟以体现博爱精神的墨家“兼爱”说为立足点,以此同儒家的“仁爱”和基督教的“博爱”做一分析和比较,以揭示“兼爱”说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爱所存在的内在统一性.由此,作者认为对“兼爱”学说的合理批判、挖掘、超越与转化,可以作为塑造当代文人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极富原创性的诠释元点.

简介：《易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道之源,是中国圣贤先哲应对世界千变万化事物规律的智慧结晶。《易经》翻译,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流、促进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重要桥梁。探讨被称之为“译事三难”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认作是探究中国全部的翻译理论问题,对于《易经》翻译,这“三难”更是如此。尽管研易的论著汗牛充栋,但从易学的角度谈《易经》翻译的却不多见。本文拟从《易经》“三易”的角度,探究《易经》英译的“三难”问题,即从《易经》的“不易”、“简易”、“变易”出发,探讨《易经》翻译的“信、达、雅”三要素。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做一新的探讨,并以《易经》翻译的实际例证加以说明。

简介：<正>一《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句中的“易”字大多释为“改变”。朱熹注:“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杨伯峻《论语译注》云:“易,有交换、改变的意义,也有轻视简慢的意义。”并把“易色”译为“不重容貌”。私以为欠妥。“贤贤易色”中的前一个“贤”用作动词,“爱好”之义。后一个“贤”是指“贤人”,“贤

简介：<正>所谓三《易》,即《周礼·太卜》最先揭举的《连山》、《归藏》、《周易》。这里所说的《周易》,就是今本《周易》中的《易经》部分。三《易》名义乃千古聚讼疑案,历代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直接影响着人们从本源的角度对易事易理的理解和认识。阐明三《易》名义,是弘扬易学精蕴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就此问题探理如下。

简介：关于朱子四书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简介：东汉中期以降，经学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渐呈式微之势。经学的式微，恰成为东汉学术新变之开端，具体表现为学术简约化、道家法家思想复兴、理性精神复原、突破师法家法框架等方面。东汉学术发生如此变化，与当时私学兴盛及日益黑暗的政治环境下士人独立人格逐渐提高、士人日益重视内心自觉，以及他们在逐步挣脱经学桎梏后学术视野也随之日益拓展有密切关系。东汉学术之新变，为哲学思想从“天道”宇宙论转向人文自然观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魏晋玄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简介：在帛书《要》篇中,"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前羊"即翦祥,"弗羊"即祓祥,此句当释为:翦除凶邪而得福,消除灾殃而避祸。"孙正而行义",孙正即循正,意为遵循平常的做法。义为宜,行义即行得其宜。"则是用倚于人也",倚通奇,"用奇"之"奇"与"孙正"之"正"构成一对范畴。"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是由多人占的一种占法。"后世之士疑丘者",疑为责怪之义。

简介：《周易》“三驱”礼即西周蔸狩礼，蔸狩礼集“田猎”、“习兵”于一体。“三驱”为西周苋狩礼之“习兵”即讲武活动中参加演习的战车和士兵（徒）在特定区域（防）内3次前进及“表”的行为，具有“教人战”的性质。只是在随后的历史时期，由于兵种、战争形式、军事训练方式的变化，蓖狩礼“教人战”的功用消退，而田猎的游逸性质与日俱增，“三驱”礼本源渐遭湮没，“三驱”遂成为“田猎之仪”的一部分，后世关于“三驱”的诠释，因此无不着眼于田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