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哲学究竟是本体理论、认识理论抑或人本学理论?就拿目前苏联和我国关于哲学性质问题的这一争论来说,如果了解了历史的发展过程,即能够了解历史本身就经历了从本体论走向认识论、又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走向人本学的这一前进运动过程,我想对于问题的解决会是很有帮助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它可以反照出我们的认识究竟处在一个何种发展阶段。

简介：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持有休谟式的“无我”立场，在《观念I》时期却坚定地转向康德式的“有我”立场，胡塞尔出于何种动机和理由引入“纯粹自我”，这一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胡塞尔研究中的一桩公案。本文试图从萨特-古尔维奇对胡塞尔的“纯粹自我”的批判出发，通过剖析当代几种典型的对胡塞尔“纯粹自我”概念的阐释，进而结合胡塞尔手稿中的相关论述，尝试区分先验自我和纯粹自我，划定形而上学和先验现象学，由此澄清胡塞尔引入“纯粹自我”的真正意图，并且界定纯粹自我作为现象学的剩余在胡塞尔思想中的位置。

简介：<正>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几个棘手的问题:1、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里取得胜利;但后来的事实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恰好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是为什么?2、本世纪初,列宁曾断言,帝国主义是腐朽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

简介：<正>在各种价值关系中,不仅存在着物对于人的价值关系,即物对人的效用关系;也存在着人与其自身的价值关系,即人对其自身的效用关系。在人与物的价值关系中,人是价值的主体,物是价值的客体。而在人与其自身的价值关系中,主体与客体则聚于一体,人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的客体。人与其自身的价值关系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社会主体、群体主

简介：诺瓦利斯在《费希特研究》中系统地梳理了费希特早期知识学，在接受自由“自我”概念的同时，他质疑“本原行动”的原初性，强调“感情”和“想象力”在自我概念中的重要性。自我（或自身）概念提供了考察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哲学理路，提供了浪漫主义对启蒙的接受与批判的根由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浪漫主义批评启蒙理性中隐含的暴力因素，以及工具理性对世界的合理化祛魅，对人的感情和想象力的销蚀。但是浪漫主义并不是反理性的，他们与批判和反思启蒙者一样强调启蒙主体间的对话性，视自由为使命，试图通过内在自治的教育（Bildung）达到真正的启蒙。从而论证，有关浪漫主义反理性、反个人主义、是保守主义和极权代言者的说法是草率而错误的。

简介：从1947年到1950年,基于促推现实（土改生产）工作纠偏及实现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国家化,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持续进行特定方向的整顿,使各地各级新闻工作的信息来源、口径准入、素材加工和用语范式均统一于中央意志,以此确保党对新闻（宣传）导向的定向发引.回顾这段历史,说明在现时推进新闻事业改革的过程中,仍应牢固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并不断改善领导方式.

简介：<正>在《叶剑英选集》中贯串着实事求是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有的文章题目标明:《坚持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实事求是独立自主》、《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科学》等,更多的是没有写在题目上,而其内容则是充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可以说,实事求是也是《叶剑英选集》的精髓。在今天,联系当前实际,认真学习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用以指导实践,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简介：<正>1994年9月18日至22日,国家教委在中山大学召开了全国教育系统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现将研讨会讨论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有关观点略述如下:关于培养目标问题: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培养目标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培养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和接班人;另一方面,要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有的同志认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简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个思想实际上就是要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的具体化。这个新的理解对于我们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落到实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中对于“以人为本”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性的说明。这个说明，

简介：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深刻认识反腐败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既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又要抓紧当前的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同时通过体制创新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的力度。”我们不仅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深人探究当前腐败的成因、根源和条件，而且还要从更为深入的思想文化层面，剖析腐败产生的主客体原因，建立有效的整治腐败的思想文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