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类文明视野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王欣

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四川 成都 610041）

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党的自我革命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YB2023556）项目成果。

摘要：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的本质、起源、动力、演进和性质等方面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构成了其关于人类文明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引领社会主义革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践的产物。马克思人类文明视野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文明，是将劳动从资本奴役下的异己中解放出来的文明，是实现人与人关系复归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明。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人类文明观；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中引领的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要求更加严格，立足唯物史观把握马克思文明观对文明本质的考察，对我国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只有坚持马克思文明观的指导才能保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和发展不走歪、不走邪，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一、马克思对人类文明的考察

对“文明”范畴的科学把握是研究马克思文明观的前提，但是马克思本人并无专著论述其文明观，也未对“文明”做出过明确界定，其观点散见于巨量的著作、信件、手稿等各类文本中，因其使用语境不同而有不同具体内涵。马克思对“文明”的使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物质生产实践（生产力）层面，它包含两个方面的文明内涵。一方面，“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1]]，生产力是文明的果实，文明本质就是实践。人摆脱纯粹自然自在进入自为状态的人类实践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文明漫长起源的开始。另一方面则是直接将文明等同于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2]]。人的实践过程标识人从被自然完全束缚的状态的挣脱，“以创造出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供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3]]，实践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生成过程。

二是成果描述层面，文明是一定区域、民族或国家在一定阶段的实践创造的成果总和，包含物质文明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物质文明”词眼，但是在其著作尤其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文本中，如“物质生活”“物质生产”“物质实践”等表述语境中实质上已经形成了深刻的物质文明意蕴。“精神文明”范畴方面，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认为：“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4]]，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工人应“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5]]。马克思首提“政治文明”是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集权制和政治文明。联邦制和工业化主义。”[[6]]在这里政治文明是指现代国家的政党、政治和民主制度等与野蛮的宗法政治、专制集权政治相对立的范畴。“古典古代的文明是建立在绝对的奴隶制基础上的......现代资产阶级文明是建筑在雇佣劳动的奴隶制基础上的”[[7]]1853年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政治文明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一定社会阶段的民族或国家的意识形态、制度、政治活动及其成果。甚至，马克思也曾直接以“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指资产阶级社会实践及其物质、精神成果的总和，其中既有讽刺意味也有实在肯定其进步性的意义。

三是文明表开化的人和社会历史状态，内含时间特征。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划分主要参考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具体来看有两种状态、四个阶段、六种类型。原始状态的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阶段，是“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的矇昧和野蛮两个人类社会初始进程：矇昧时代是采集劳动的时期，即获取的天然物一部分为生活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辅助获取天然物的“劳动产品”；野蛮时代畜牧和农耕被人类掌握并逐渐推广，天然物在人的实践中获得量的大幅增加，人类社会更加满足生存物质需要限度，即将脱离自然的完全支配和极其落后的生产的束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9]]当人类活动开始加工天然对象展开“质的影响”时，“吃、喝、住、穿”的最低限度被超出了，社会历史进入“人化自然”状态“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10]]即文明时代。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1]]，马克思语境中的“文明”是以相对的范畴出现，表征与“野蛮”相对立的存在、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和人类实践（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及其成果三层含义，透过其具体语境可以凝练出文明本质内涵：文明是人类能够认识和支配自然条件下的自然行为和社会行为的综合，是标识人“自由”状态的范畴。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标识人与自然和解

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必然要求人与自然的实质融合。人为了肉体活着而必须处于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中，“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人靠自然界生活”[[12]]，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人类社会继续存续、“迈向自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必然要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13]]，原始社会人类几乎完全受未知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人类脱离童年时期是从火的使用开始，掌握火和旧石器意味着人类走出了森林，顺着江河、海洋散布在大陆各地。矇昧高级阶段的火和石器已经不止是食物的获取工具，甚至已经能够用于房屋、工具的建筑和制作。以制陶术为标志的野蛮阶段的到来，人类开始尝试征服自然了。动物的驯服和畜养形成了最初的主要劳动部门，而“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为了人类的食物”[[14]]。火开始运用到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矿石冶炼被发现了，金属加工（铜、锡和青铜）虽然还不能排挤掉石器的使用，但是“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15]]。野蛮时代高级阶段，铁矿石的冶炼和铁器带来的“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的丰富”[[16]]，大规模劳动部门成为现实，“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17]]。

生产实践尤其是生产工具的发展程度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乃至支配程度，人类生产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从被自然支配状态的一次挣脱。马克思认为，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第一自然”彻底沦为“人化自然”，人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取得了主导，资本主义阶段自然逐渐成为资本的奴役对象。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形成了按照生活资料进行初始分工，“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18]]，“商人”这一特殊群体是人类对自然界征服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其形成后又把自然当作天然的财产要求对自然界进行掠夺。人与自然在适度原则上进行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是从私有制诞生开始的，前资本主义文明阶段是私有制导致的人与自然分化的进程，二者的自然联系在“金钱”的驱使下转化为对利益的维护，资本主义则将这种有机联系彻底转化为相互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资本的无限增殖和利润最大化，把自然界当作无限征服的对象”[[19]]“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20]]，彻底失去了它原本的存在意义，资本逻辑下人与自然矛盾的彻底激化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是进而探求人与自然的矛盾真正解决，实现人与自然实质共同体的文明进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人类实践的“人化自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1]] 资本主义文明中人和自然二者都成为了资本逻辑的奴役，因而造成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和不可调和。社会主义文明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人的逻辑”，主张人与自然的实质共同体，实现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重置”[[22]]，而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共产主义文明“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23]]，人与自然矛盾将会被真正解决。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意含劳动解放

马克思对人类文明的考察是以现实的、社会的人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正是在不同民族与地域的人们日常劳动活动与具体的生产方式中才孕育出了不同文明”[[24]]，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人类在实践中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文明的终极形态是实现人的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

原始社会的人类受限于生产上的极度压抑状态，人与人的关系、人的解放根源于对客观世界（甚至可以说就是自然界）的依赖。在这种物质生产条件下，原始社会及其分工是在对抗对客观世界的“极其未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两性之间的自然分工，也“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25]]。但是，生产不可能停留在那个生产者可以支配生产和消费的阶段，当生产力使得交换得以逐渐越出极小的共产制共同体，私有制诞生了，阶级诞生了。“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26]]，大生产的“文明时代”伴随而来的是阶级社会，是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这些不曾有过的奴役制，人类来不及欢呼从完全被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又掉落回“劳动只是维持肉体生存”的原始状态去了。

商品经济促进生产的大繁荣，但是生产者再也无法掌控生产和消费了，资产阶级社会下人从“未知”状态下的生产压迫进入到异化条件下劳动及其产品与人自身异化、人与人异化的压迫阶段。商品经济下人在商品奴役下为了生产而生产，可是从事生产的人却无法获得自己的劳动产品，甚至还要向货币“摇尾乞怜”以获得生存的保证，物的关系彻底遮掩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资产阶级它自己也被“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彻底掌控”

[[27]]，“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8]]资本的本质注定了资本主义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文明，也必然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29]]时走向灭亡

“新文明形态，应该是资本为人所掌握、为人服务的文明形态，是更高级的、更进步的属人的文明形态”[[30]]，其本质就是人的解放。首先，新文明形态摒弃“自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代价”的资本逻辑，坚持“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31]]，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人从人与自然的对抗性矛盾中解放出来。其次，新文明形态重建了资本与人的关系，使“资本为人所用、为人所控”，在人的逻辑基础上发展生产，以资本助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32]]，把人从资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再者，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发展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逻辑、“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文化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民至上”的建构逻辑成为人实现自身解放、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现实路径。最后，社会主义文明范式——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的人的解放是建构在物质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基础上的初步解放，但是其中内蕴通往“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33]]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文明的生成进路。

四、人类文明新形态彰显人与人关系“复归”

马克思认为，文明不仅是人与自然矛盾的解放和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也要实现人与人关系向“纯粹关系”的“复归”，这一复归是在更高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的，此时人与人的关系是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基础，而不再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34]]。

血缘关系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自然联系”是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及其发展尤其是其中人与人的关系进行考察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由于早期生产的极不发展，血缘关系作为社会制度的主导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血缘关系只能从社会组织主导地位退居到有限范围内，而文明时代中血缘关系以及其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关系、宗法关系等都在和私有制、商品、资本等的对立中表现出对抗性的极不相容。于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35]]，代之以私有制和商品逻辑主导的家庭制度。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关系、血缘关系表现为劳动者异己的力量臣服于资本并逐渐被资本解体，“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36]]文明最显著的标志就在于人的状态及其所处的最自然的关系的状况，新文明形态建构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谐向善”的独特气韵付诸把血缘、家庭从异化下的生产奴役中解放出来的实践中，成为实现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现实路径，使人与人关系脱离资本驱动逻辑在更高层面上复归其本质意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进一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真正解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原因就在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然内蕴真正共同体的文明进路：一、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站的是人民立场、为的是人民理想、依靠的是人民力量，站稳了人这一根本出发点；二、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的“两个结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原则，既保证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不走邪、不走歪，也能踏实站在“中国特色土壤”上；三、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其生成中就是以文明平等为原则，以文明互鉴为文明交往方针，以文明对话和包容为面相的作为人类文明命运与共的一份子的文明范式。我们在文明“既成”和“生成”中对社会主义文明乃至共产主义文明的探索始终是“前无古人的”全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和发展不是独立于世界文明进程的，把握好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文明的差异和共同诉求，站稳、站好人民这个文明实质和根本指向，以共同发展谋“大我”，以互鉴包容谋共生，重置畸形的、扭曲的霸权主义文明关系，推动人类走向真正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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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

[[3]] 冯杰文：《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论视野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19]] 冯杰文：《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论视野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

[[22]] 黄建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0期。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5页。

[[24]] 王丽丽：《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及其现实启示》，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30]] 陈培永：《深入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明问题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6期。

[[3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3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