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治村的实现机制研究：山东兰陵代村的案例

    ,肖晨虹 ,李敏 ,王智俭,杨玉婷, 徐斌[1]

临沂大学    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文章从关系地理学的视角,将乡村治理转型理论和新乡贤创业结合,建立起新乡贤治村实现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四个过程：新乡贤的出现、多层次的利益协调、锚定赋能、以及乡村治理转型,并通过山东兰陵代村的案例验证该分析框架。

关键词：乡贤治村；关系地理学；乡村治理转型

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贤一词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新乡贤群体道德水平、技术知识能力、奉献精神等对于实现乡村善治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国内学界对新乡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熟人网络、嵌入视角和扶贫开发与其治理互塑效应视角下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1-3]。此外饶品样[4]揭示了新乡贤领导力的塑造机制。但学界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转型的实现机制关注程度不够,尤其缺乏从关系地理学的视角探讨新乡贤在乡村治理转型的的实现机制，为进一步加强对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研究，本文将从关系地理学的角度，将乡村系统里的新乡贤作为关系方法里的代理人角色，研究其行动与多元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

2文献综述

2.1 乡村治理研究与新乡贤的作用分析

实践证明,“政治”党建引领下的协作共治将会把逐渐“离心化”的乡村重新组织起来,有效地去回应当下的乡村治理困境[5]。新时期坚持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并不是意味着对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在一元聚焦的基础上实现对于多元的引领,从根本上使得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利益共识得以凝聚,为地方乡村治理指引出正确的政治航向。

通过凝聚广大乡村群众智慧、凝结乡村群众的力量共同推动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不断完善乡村资源分配和利益分享机制,在进一步推动优质资源和多元投资向乡村倾斜的同时,在制度和法律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切实保障广大乡村群众的经济权利和劳动收益,让参与乡村治理的各类主体真正实现劳有所得、劳有所获,最终实现共建共享、互利共赢[6]。

在这种情形下新乡贤带着自身丰富的致富经验和能力投入治理工作，通过多元主体协同支持,链接政府与群众、社会与乡村，将先进的经济观念融入乡村治理,带领村民共同参与乡村经济发展,为村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有效治理[7]。

2.2关系地理学研究方法

关系地理学将空间作为相互关系的交汇场所,这些关系“贯穿从非常局部到整体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所有点的不同层次”[8]。关系方法承认代理人和经济行为的嵌入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关系,但它也认为它们正在为未来的经济行为塑造社会关系和制度结构[9]，而新乡贤与乡村社会便符合代理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因此,要了解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我们不仅需要考察新乡贤的行为,还要考察塑造乡村环境并影响新乡贤出现和赋权的空间嵌入性和多层次相互作用。

3研究框架

通过将这些理论方法有效结合,本文从关系地理学的角度建立起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四个过程:新乡贤的出现、多层次的利益协调、锚定赋权以及与乡村治理制度转型。

3.1新乡贤的出现

2021年,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原发性绝对贫困得到解决,而持续性发展摆脱返贫的任务还需要更切实的解决方案。乡村可持续发展避免返贫需要领头羊,新乡贤应运而生。

3.2多层次的利益协调

不同治理层次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地方利基获得合法性或被授权的关键机制[10]。新乡贤的兴起与多个治理层次的利益和优先事项相关联,使得新乡贤能够建立多元治理网络，并且可以合理地预期不同治理层次的行动者对经济和声誉的利益期望，这些利益受到特定主体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塑造和制约。

3.3锚定赋能

锚定是一个系统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乡村治理中的行为体成功地将外部知识、行为体和资源积极嵌入到当地的供需结构和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中[11]。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之外的因素和行为体被锚定到特定的环境系统中,并成为新乡贤治村的空间“粘性”资源,推动了乡村治理转型。

3.4乡村治理转型

新乡贤可以通过三种影响方式转变乡村中现有的制度形式：市场影响、话语影响和政治影响[12]。新乡贤的出现,将对乡村治理改善产生直接的贡献；另外新乡贤还可以通过他们的话语权施加影响来改变其他参与者的心态；最后,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结盟,实现需求性制度变革,以促进他们的发展。这一过程可能导致乡村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生活方式以及治理和制度框架的根本性调整[13]。

4以兰陵代村为例

4.1新乡贤的出现

1999年3月,经过民主推选和组织考察,王传喜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响应国家号召,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的特点，在先富带后富的思想下习得先进地区发展经验

,回到乡村成为新乡贤,结合代村区位优势,将经验本土化,带领代村在新时代背景下寻找符合致富新道路并吸引更多精英回归家乡。

4.2多层次的利益协调

王传喜作为乡村振兴政策资源的内部率先承接者,在考量如打通获利渠道发展的同时,还需要关注乡村多元利益调节以形成长远内生动力促进发展。要想取得二三产业反哺农村的效果,必须协调好人口,资金,交通,企业等有形物质,知识,技术,信息等无形资产的合理利用涉及的多层次利益。

前期以王传喜为中心的领导班子运用本土人脉背景和充分的知识储备形成的信任和权威,解决了涉及个别优势农户利益的土地重新配置集约化生产为后期发展高科技农业生产,建设国家农业公园塑造了实现空间。除了发展农业,充分发挥代村靠近县城的地理位置优势,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建设商贸物流城,对原有旧村进行改造升级,实现让全体村民基本不花一分钱就住上新楼房,同时还节省出几百亩建设用地用于开发。同时王传喜还用环境、待遇、文化、事业各方面的优势留住人才,多元化的投资运营机制,以全民所有为主,赁承包等多种形式并存,壮大集体经济。为百姓打造宜居乡村,提升村民幸福感,满足感,归属感,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特色人文等城市稀缺资源结合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因人施策打造“物流城”“田园城”为发展工业,旅游业提供内生资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农户的生存需要。

4.3锚定赋能

面对代村前期发展难题，王传喜抓住首要问题解决主要矛盾。提供个人资金解决村内债务问题，为解决土地重新规划产生的矛盾,干部党员等乡贤群体灵活运用村庄生活惯例和政策法规两套体系,找到契合每家每户的痛点解决方案。

外来权威对生产开发容易有脱离实际的政绩和效益期待,措施缺乏长期生命力,一味追求企业资金规模,产品规模,员工规模容易南辕北辙,需要新乡贤的选择性取用以适应本土乡村的发展。代村干部带领村庄青壮年外出学习推行集约化经营,后期并不急于求成承接外来企业项目走激进开发的道路,而是选择因地制宜发展生态农业,2008年,王传喜流转了周边5个村7000多亩耕地,盘活土地资源,委托中国农科院的专家编制万亩现代农业示范园总体规划,邀请山东高校的专家指导提出建议,通过外包、技术合作、培训等方式,推动技术发展,充分利用外部科学技术资源，之后乘旅游与文化输出之风赢得了更多知名度和认可,同时吸引了更多的外部资源。

乡村生活社区发展涉及乡村文化,血缘联结,资金流转,土地分配,人才储备,区位优势,政策支持等现有资源的分析以及村民期待和国家政策的适配程度的调节。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多维度考虑,可以最大程度找到适配的外部资源解决问题。

4.4 乡村治理转型

王传喜通过激励村民个体价值,提升村庄治理能力，本土化改造培养乡村治理内生力量。另外，通过宣教国家乡村振兴等相关战略,抓住县城扩城机遇，村民入股，带动大量周边村民发家致富。同时吸引更多在外精英加入核心治理组织,依托现代农业示范园、代村商城省级工友创业园等阵地资源,举办新农民培训、外出学习，经验共享，引进技术，提升发展潜力，更多精英留乡、回乡。

近年来，代村先后获“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先进敬老村居”“全国生态家园富民行动示范点”“中国美丽乡村”等荣誉，已完成乡村治理的全方位转型。

5结论与启示

我们在本文中开发的框架强调,利益和期望的协调是新乡贤建立多元关系以支持其当地行动的关键机制,这种协调正是由空间制度结构和格局的变化而形成。该框架以兰陵代村为例,展示了新乡贤如何在多元的背景下涌现、发展和发挥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关注动员了什么[14]。我们已经证明,新乡贤的行动不仅仅是凭借拥有的资源,而是“借助集体和嵌入力量的结果”[15]。代村案例展现了一个明确的本地网络,其中包括乡村产业、地方政府、村民,以王传喜为中心的主导村委与跨本地网络互动,从外部网络汲取知识,吸引外部投资,影响乡村制度结构,赢得乡贤治理示范形象。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主张个人和权力在可持续转型中总是至关重要的。相反,他们的作用是有条件的，他们的选择与行动是受到多元关系网络关系制约的。正如代村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通过与不同层面的制度利益协调,王传喜被赋予了发挥作用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邱泽奇,黄诗曼.熟人社会、外部市场和乡村电商创业的模仿与创新[J].社会学研学,2021,36(04).

[2]朱云.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01):65-73.

[3]耿羽,郗永勤.精准扶贫与乡贤治理的互塑机制——以湖南L村为例[J].中国行政管理,2017,(04):77-82.

[4]饶品样,耿亚新,袁会敏.乡贤领导力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影响机制——社会声望的前因变量与农户信任的调节变量[J].中国软科学,2021,(12):61-72.

[5]丁志刚,王杰.中国乡村治理70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9(04):18-34.

[6]刘泽峰,陈彬.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基于近十年“中央一号文件”相关内容的分析[J].党政干部学刊,2022(01):72-80.

[7]陈寒非,高其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分析与规制引导[J].清华法学,2020,14(4).

[8]Massey D (2005) For Sp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9]MurphyJT (2003) Social spa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 Deconstructing the logics of industry networks in Mwanza,Tanzania.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3(2): 173–198.

[10]Hodson M, Marvin S and Spa¨th P (2016) Subnational, inter-scalar dynamics: The differen

tiated geographies of governing low carbon transitions – With examples from the UK. In: Brauch H, Oswald Spring U´ , Grin J and et al. (eds) Handbook o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le Peac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pp. 465–477.

[11]Binz C and Truffer B (2017) Anchoring global networks in urban niches – How on-site water recycling emerged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In: Frantzeskaki N, Casta´n Broto V and Coenen L, et al. (eds)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23–36.

[12]Ho¨risch J (2015) The role of sustainable entrepreneurship i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A conceptual synthesi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5(4): 286–300.

[13]Frantzeskaki N, Coenen L, Casta´n Broto V, et al. (2017)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The dynamics and opportunities of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n cities. In: Frantzeskaki N, Casta´n Broto V, Coenen L, et al. (eds) Urban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London: Routledge, pp. 1–22.

[14]Avelino F and Rotmans J (2009) Power in transi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to study power in relation to structur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2(4): 543–569.

[15]Smith A and Raven R (2012) What is protective space? Reconsidering niches in 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Policy 41(6): 1025–1036.

---

基金项目：临沂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校级重点项目（X202210452120）。

指导老师：徐斌（1976—），男，山东临沂人，博士，临沂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E-mail：[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