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空间·秩序：《心迷宫》中的乡村困境

国琪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250300

摘要：青年导演忻钰坤执导的电影《心迷宫》影片讲述了一个“无名”棺材三次易主的荒诞故事，片中巧妙地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来弥补情节上的断裂，同时影片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乡村空间的建构和对秩序的解构也让观众感受到了当下中国典型乡村的困境。

关键词：底层人物；乡村空间；秩序；《心迷宫》

一、底层人物的身份危机

《心迷宫》立足于农村社会现实，通过设置人物的属性、人物之间的关系、塑造差异性的人物，来揭示人性中潜藏的欲望、自私和美丑。电影的故事非常简单，通过讲述在一个偏远的村落里，一个尸体不断变换身份的离奇故事，来反映在乡村的压抑暴力中，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

影片首先表现了儿子肖宗耀和父亲肖卫国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冲突，敏感的父子关系正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父子关系的缩影。从精神分析理论来讲，儿子对父亲的敌意包括后来偷走父亲的奖章，都是一种“弑父”的象征性行为。这一系列悲剧看似是黄欢的谎言造成的，因此黄欢谎称自己有了肖家的后代，以此来逼迫肖宗耀结婚。影片中每一位人物都要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身份危机，因此迫于无奈也要变得“自私自利”。

肉体的脆弱导致精神的病态，当灵魂与肉体割裂的时候，精神的疾病比身体疾病更残酷。在封闭传统的农村，身体上的残缺势必要忍受极大的屈辱，陈自立瘸子的设置暗含了他身体机能的残缺，固有的男权观念让他通过向弱者施暴获得权威；白虎不断地流鼻血也暗示了身体的疾病。身体上的异样致使他们心理上的扭曲，陈自立的家暴，白虎的敲诈，都体现了边缘人物与传统社会关系中的格格不入。影片在生理疾病书写中给观众输出的是现实生活的脆弱，是农村、农民深陷现代化进程泥淖中的无可奈何，身体伤残或者肉体病变都铭刻着底下劳动力的烙印，白虎和陈自立作为游离在乡村具有代表性的疾病个体便是当今中国乡村社会浅显且潜在的弱势，并且这种弱势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蔓延趋势”。[1]

二、影像中的乡村空间异化

导演建构的乡村空间除了地理空间上的萧条与压抑，还包括乡村空间中的人与事。多视角的叙事模式让观众始终置身事外，全知视角下的观众客观冷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看着人们为了私欲而罔顾伦理和法度再三换尸，写实的影像空间下病态的人物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碰撞中乡村的异化和乡村中人的异化。

乡村的异化还体现在人物对于乡村的逃离，片中一直想要逃离家乡去外面发展的肖宗耀，但因脱离了父母的庇佑而无法单独生存；吃席场景中桌子上零零散散的亲戚，乡村也不再是往日热闹的场景。影片在尸体的戏剧化更迭中，没有人真正在乎尸体的真实身份，都是出于个人私心而去认领。传统道德伦理观念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淡化，这就导致了人们不仅失去了精神家园，而且还失去了一直信仰的价值观。

索绪尔认为,每一种语言都包括了两个部分,即所指与能指,在电影《心迷宫》中导演通过多种符号的所指意义，暗示了乡村的异化和乡村中人的异化。

首先第一个符号是求佛烧香，分别出现在肖宗耀回家后，母亲为儿子求来的护身符，祈求保佑儿子一切顺利；白虎去庙里烧香，祈求自己赌博拥有好运气；大壮对于陈自立的死内心有愧，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烧香；陈自立死后丽琴穿着丧服烧香……原本信仰的意义是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而在影片中却异化成了求得私人欲望。在影片的最后，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佛像前跪拜，镜头中没有出现佛像，而是将摄影机作为佛像的视点，个体都被置于佛像的凝视下，凝视着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私欲。

其次第二个符号是电视机中播放的黑猩猩的纪录片。三次出现都是在剧中人物内心处在艰难选择的处境中，而电视机里的黑猩猩代表一种人类原始状态，都暗示了这些人同片中黑猩猩一样，面对抉择时只有为己的本能，忽略了现实社会的法度和秩序。导演忻钰坤对于黑猩猩的安排有这样的用意：“黑猩猩讲的其实是兽性的不可逆转，科学家会驯养猩猩。但有一天，这个秩序被外界因素破坏了，这些猩猩就会迅速回到原来的状态里。说白了，其实寓意是文明在一刹那之间会回到原始的状态。是什么让你回到这个状态？其实就是本性。”[2]

三、悬疑外壳中秩序的消解

秩序的建立是与现代性的理性精神是相协调的，它既是现代社会生活建立的基础，用一种理性的方式试图去控制社会中的不合理，但与此同时，秩序的建立也往往伴随着矛盾的产生。《心迷宫》中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秩序的存留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演绎。影片故事内核是尸体身份的归属问题，尸体终究会何去何从是导演留给观众的悬念，因此影片呈现出一种悬疑和犯罪以及乡村类型杂糅的现象，但在悬疑故事的外壳之下，是外界因素打破原有秩序后人性伦理道德何去何从的问题。

首先是村长对于法律秩序的抵抗和儿子对父权的抵抗。影片中的村落就是一个小型社会，村长相当于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当这个代表正义的人物看到儿子杀人后，第一时间不是按照社会秩序劝其自首，而是决定抵抗法制秩序为其脱罪。片中的徽章出现了多次，该符号在影片中的变动体现了村长是如何从一个秩序的维护者变成秩序的反抗者的心路历程，从奖章的“流离失所”即可看到村长在对法度的反抗中是如何一步步迷失自我的。

其次是剧中人物丽琴对于丈夫的反抗。丽琴作为村中男人们心中的梦中情人，现实中却拥有不幸的婚姻，生理上的缺陷导致丈夫陈自立在家暴丽琴中获得权力的快感。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陈自立家暴丽琴用的是拐杖，拐杖是陈自立可以正常行走的标志，在这里却成了陈自立心理扭曲的证据。

人在绝境中出于本能欲望总会做出一些非常规的选择。导演有意将体现死的本能的片段紧凑的剪辑在一起，增加影片的悬疑氛围和恐怖色彩，以此来满足观众对于死的本能的体验。片中丽琴在女人正常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出轨了老情人王宝山，丽琴向王宝山抱怨陈自立的家暴行为，而王宝山则为丽琴出主意，通过烧山意外为借口杀了陈自立，同时又不用负法律责任。王宝山对杀人过程的缜密安排不禁让观众感叹在这个村落中人们对个体生命的漠视。

   “《心迷宫》的优秀之处就在于，它让观众看到了一种熟悉的生活：每个人都难遂所求，总有意外打断自己的计划，也在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大部分人是坚守道德的，但是当客观条件给予了自己作恶空间时，还是会产生极端暴力的渴望。”[3]

四、结语

电影《心迷宫》以独特的非线性叙事呈现出中国乡村的现实境遇，悬疑的故事内核中折射出的是中国乡村的焦虑和失调，导演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敏感，立足于对人性的思考，通过讲述一个荒诞的故事反映出人性的善恶美丑，从而在凝视剧中人物的同时反省自己。影片具有现实主义的纪实风格，在对一系列行为背后的人性进行挖掘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小人物命运的关照，丽琴得知大壮有杀死自己丈夫的想法后拒绝了大壮的追求，父子二人在尸体兜兜转转回到原点后决定自首，一切又回归平静，但这场闹剧所反映的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问题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①刘文祥：《被释放的疾病:19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深圳大学学报》 ,2019年第6期。

②刘涵：《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对电影理论的影响》，《电影文学》，2014年第22期。

③红鱼：《专访忻钰坤：你们登高，我且往远处行一行》，《电影世界》，2015年第10期。

④[波兰]齐格蒙特·鲍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页。

⑤刘畅：《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心迷宫>》，《电影文学》，2017年第23期。

⑥罗剑英：《精神分析电影理论下的国产犯罪片（2010——2019）》，《电影文学》，2021年第13期。

---

[1] 刘文祥：《被释放的疾病:19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深圳大学学报》 ,2019年第6期。

[2] 红鱼：《专访忻钰坤：你们登高，我且往远处行一行》，《电影世界》，2015年第10期。

[3] 刘畅：《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心迷宫>》，张霁虹主编：《电影文学》，2017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