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俄译的国内文化语义研究

徐丽红

黑龙江大学

摘要：文学作品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语言艺术，是文化中极具感染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文学作品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结晶，其丰富的内涵和浓厚的文化价值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典籍对于个人的发展和思想境界的提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文学作品中蕴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语言文字本身已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在作品中反映的中国几千年深厚文化底蕴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场景更是不计其数。如何通过翻译把这些文学作品的深层价值体现出来，如何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被广大的俄语读者接受并喜爱，达到与中国读者相同或相近的美学感受，这些问题一直是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们孜孜以求、不断努力的目标。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义素；文化语义；义素分析

一、引言

文化具有象征性，而语言则是文化中最重要的象征系统，文化和语言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包含孕育并影响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重要工具，语言保存文化、反映文化和交流文化。文化彰显民族性格。各民族的语言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众所周知，而个性的存在，多是因为民族所处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以及宗教文化有差异，使民族心理和思维方法不尽相同。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明晰之后，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翻译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又受文化的制约，相同的词语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语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1世纪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稳步实施。党和国家立足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力量、价值支撑，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设计。2021年7月16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两国元首于2021年6月28日举行视频会晤，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这给当今文学翻译的文化语义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

二、文学翻译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的翻译理论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1927年蒋翼振撰写的《翻译学通论》出版，1932年吴曙光编写《翻译论》，1940年黄嘉德编写《翻译论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成果不断涌现。1951年董秋斯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文中鲜明提出“翻译是一种科学”，并解释道：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在工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以遵循，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完全靠天才或灵感。这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某些人凭空想出来的。¹

在这之前，能够反映翻译理论概念的术语相当有限：直译、意译、原本、译本、忠实、通顺、作者、译者、信、达、雅等，可谓屈指可数。20世纪50、60年代到80年代，我国进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阶段。由此可见，语言学对翻译研究具有重大贡献，其他语言学分支学科为翻译学的发展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篇章、功能、认知、语用等角度研究翻译。80年代后期，多学科研究兴起，翻译学从相邻学科不断汲取营养进入跨学科研究阶段，且吸收和借用比较成熟的相邻学科学术成果，这些都保证了翻译学科稳步发展。

中国学者徐永煐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译语）来表达原作者用另一种语言（原语）表达的思想”。王以铸认为“好的翻译决不是把原文的一字一句硬搬迁来，而主要的是要传达原来文章的神韵”。张今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在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²

季羡林在《中国翻译词典》序言中写到，倘若拿河流来做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常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王东风将古代中国，近现代的中西方归化异化思想进行梳理，分别对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进行理论界定和论述，并提出归化与异化之争不只是简单的语义和形式得失，在文化方面，归化与异化又是文化身份、文化交流平等性和历史感的体现，这些都要以语言为形式体现出来。在全球化语境中，归化与异化的论战也可以看成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交锋、弱势文化和强权文化的交锋、抑或东方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交锋。翻译的归化与异化已经上升到了文化、文学和政治伦理的高度。³

译者要结合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而选择适合的翻译方法。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翻译理论深深打上了交际理论的烙印，也从重视语言转换转向重视文化转换。郭建中提出“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可分为两种方法：主要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译语文化为归宿”。他运用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五个类别对《红楼梦》杨宪益和其夫人合译本与霍克斯两个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杨宪益夫妇基本上遵循以原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则遵循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译者要根据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意图以及读者对象进行选择。

屠国元提出将文化个性虚实互化（即具体的抽象化和抽象的具体化）、增译达意、加注（附注、脚注、尾注）补译等，通过具体手段达到补偿和妥协。⁴刘士聪和谷启楠运用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 ( Peter Newmark) 提出的 “语义翻译法” (semantic approach) 和 “交际翻译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 对比分析《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即：杨宪益夫妇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大卫·霍克斯和约翰·敏福德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三、文学作品俄译的文化理论国内研究现状

《现代汉语词典》中文化的释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1871年英国杰出的人类文化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关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一种综合体。⁵”这一定义更强调精神方面的文化。

李磊荣认为在文化研究语境之下，翻译获得了新的定义：翻译是把一种文化（或亚文化）的文本内容转换为另一种文化（或亚文化）文本内容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这种行为产生的结果。⁶翻译是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工具，翻译的结果又对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翻译促进原语文化的传播，使原语文化走向世界。反过来译语文化又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文学翻译中客观的东西，只有经过译者头脑的加工制作，经过译者能动的创造，才能在译文中重新客观化和物质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文学作品不但是作者精神活动的产物，也是译者精神活动的产物。翻译时再现原作的艺术性是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任务。

张今提出，一个民族的俗语、谚语、成语之类往往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在翻译中，应该根据语言上、艺术上的考虑，在可能范围内加以移植，以保持作品的民族性。如果语言上或艺术上不许可，读者又不能接受，就不要勉强移植。⁷王秉钦在《文化翻译学》中从观念论、行为论和影响论三个方面对文化翻译学做了系统的阐述。

吴国华在《文化语义学导言》中指出：词的本义可以是有理据的, 也可以是无理据的。但词的转义总是有理据的, 其意义是从本义派生而来的。词汇非理性意义的产生以及向新的理性意义转化受制于该语言民族的诸多文化因素,它们只能在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上进行分析。在普通语义学看来, 俄语词“журавль”(鹤)和“черëмуха”(稠李树)在理性意义上是无关的, 在理性义素结构里没有任何相同的义素。然而, 在非理性义素结构上它们却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它们在言语交际中却可发挥相似或相同的作用：都表示“春天”这一意义。⁸

王秉钦从思维、语言、翻译三者关系入手，探寻汉俄文学翻译的途径。在思维方法差异与语言表达方式差异方面他从本体论、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角度比较了东西方差异：指出，东方人是本体的，注重整体和谐，西方人是分析的，重视分析原则，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东方人倾向实用主义，西方人倾向以保护自我为目的的个人主义；中国的理性主义趋于具体化，而西方的理性主义趋于抽象化。俄语习惯使用表达同类事物的词语来表达其中的具体事物，而汉语则相反。他比较了东西方思维方法在感知和取向上的差异，还运用苏联翻译理论家索罗金（Ю.А.Сорокин）等人的空白（лакуна）理论分析文化伴随意义和翻译家的翻译策略。“空白”是指原语中存在的某种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白。这种空白标志着某种想象世界空间的存在，为译者提供联想的天地，在心理上构成一个“联想链”，去分解文化伴随意义：民族文化意义——相关（连带）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

王秉钦认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传通，必将置身于人类文化交叉这个宏大背景和综合关系网络之中，必将置身于世界科学这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之内，从其他学科，特别是一些新兴学科吸取营养，借助学科群的知识，拓宽自身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文化定义有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分，广义文化包括物质文化（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制度习俗文化（人类活动作用于社会）和精神文化（人类活动作用于人本身）。

何秋和提出，文化空缺现象正是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空缺是指某个民族所具有的语言、文化现象，在另一民族之中并不存在。⁹他区分出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空缺，语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具有浓厚民族色彩的成语、俗语和谚语、专有名词和专有名词转化为普遍名词(泛化)、不同语言词汇系统对比产生的区分不足和区分过度。

王步丞在《试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空白问题》中以《红楼梦》俄译为例，提出文化共性是民族间实现交际的基础和条件，而文化个性则是民族间实现交际的障碍，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因素，对另一个民族来讲，会形成理解上的空白。翻译学研究应该着重探讨的。胡谷明、沈曼以汉译俄的语料为基础，从词汇层面对文化空缺现象的传译进行探讨，从文化空缺词汇的定义，分类和翻译策略等方面展开研究。总结出在汉译俄过程中文化空缺词汇的翻译方法有：音译转写、直译、意译（概括近似翻译、补偿法、描写翻译法）和创造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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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学作品俄译的文化义素分析国内研究现状

文化差异致使原语指称对象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不常见、不被注意，与译语文化中的可比对象明显不同或原语中承载语用意义的指称对象本身不为译语文化所熟悉，因而该语用意义也难以被译语读者直接理解。由于双语的文化差异，有些词义在一种语言中存在，而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反之亦然，翻译时常须补偿。认识语义中受文化制约而产生的语义空缺，对于理解原文，采用必要的补偿手段以弥合双语间的文化沟壑是有意义的。

从词义来看，意义单位在词汇层面包括义素、语素义、义位、义丛等。这几个义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单位就是义位。词典中词的义项是一个范畴中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关系，单义词只有一个义位，多义词有多个义位，在词典中不自由的语素义算是一个义项，而不是义位。词的词汇意义是语言使用者共同理解的，由社会固定于该词的意义。词不仅表示确切的概念，也要表示情感评价态度、个人意志、意向等，也不可把词看作某种单纯的符号。¹¹词义反映语言外事物、语言内部单位的关系和语境中某一特定事物。曹炜认为现代汉语词义有理性义、色彩义、结构义、文化义和联想义五种类型。¹²

这些研究都为我们从文化层面进行义素分析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保障。使用这种义素分析的方法将中国文学作品俄译进行文化语义分析，会使文学翻译进入到与文化差异分析结合的新阶段。

本文系2020年度黑龙江省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黑龙江大学专项资金项目“莫言小说俄译本文化语义研究”（2020-KYYWF-0945）的阶段性成果。

徐丽红（1984-05——），女，河北承德人，黑龙江大学中俄学院教师，现从事翻译学、文化语义学研究。

1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的建设[J]. 北京：翻译通报，1951a，第4期，第3-6页。

2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D].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707页。

3 王东风. 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 中国翻译，2002，第5期.

4 屠国元. 翻译中的文化移植——妥协与补偿[J]. 中国翻译，2002，第1期，第10—12页。

5 泰勒. 原始文化（连树生译）[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1页。

6 李磊荣. 论民族文化的可译性——兼论《红楼梦》的翻译[D]. 上海外国语大学，2004.

7 林煌天. 中国翻译词典[D].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713页。

8 吴国华. 文化语义学导言[J]. 北京：中国俄语教学，1997，第1期，第1—6页。

9 何秋和. 论空缺与翻译理论[J]. 北京：中国俄语教学，1997，第2期，第49页。

10 胡谷明. 汉俄翻译中文化空缺词汇的翻译策略[J]. 北京：中国俄语教学，2011，第1期，第17—21页。

11 倪波、顾柏林. 俄语语义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第17-21页。

12 曹炜. 现代汉语词义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第14-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