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曾显荃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4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到底“怎么了”的中国思考，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共同利益观的创造性发展，深刻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目标旨归。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追求

在党的十八大上，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1]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2]53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和重要会议上深刻论述了这一思想，并进一步衍生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3]305“亚洲命运共同体”^[4]465等相关概念，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语谱系，深刻表明了人类世界以整体性的状态存在，各国之间是休戚与共、紧密相连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批判和反思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这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性前提^[5]754，也是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方法。

一、中国方案影响世界：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新发展

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139，无论是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与他人的现实交往。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深刻阐明了交往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基本状态，而这一理论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重要思想来源。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各国之间积极的交往基础上完成的。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历史基本社会形态的演化发展都离不开人类群体的交往活动。可以说，交往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首先，作为人类社会性的存在方式，交往本身就包含了实践的要素，它和生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互为前提、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生产以交往为前提，而其交往形式又由生产所决定。在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了交往的本质所在，认为交往根植于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同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直接和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紧密联系的，也是与其“分工和内部交往的程度”^[5]215密切相关的。其次，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认为，资本在交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支配着社会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展开，它既强调科学的和自然的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5]784正是在生产、资本与交往的推动下，科技成果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交通条件不断改善，使得原本分散的区域性市场逐步被统一的世界市场所代替。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资本的革命性在世界各国的交往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随着资本的日益扩张，对生产剩余价值、工具理性的无止境追求，人类社会出现了交往异化的新情况：交往实践活动日益服从与服务于资本的增值活动，并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5]831客观上讲，在这样的“异化理论”指导下，距离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目标也越来越远。近年来，世界上多次出现了全球性危机。如，环境日趋恶劣、恐怖主义日益猖獗、难民潮不断涌现等等，这些危机早已不再是一国范围内的问题，更是演变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挑战。究其根本，这些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来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7]77因此，要想更好的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有难题，就要对当前存在的“异化交往”予以矫正，这就需要用新思路、新理论作为指导解决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深各国之间的理性交往。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回应，它以马克思主义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根本目标，既涵盖了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自由发展的要求，又自觉为人类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考虑，既突破了“小我”的利己观，又体现了整体性的思维观，同时也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8]58，为此，我们必须持续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9]58为奋斗方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中国智慧走向世界：马克思主义共同利益观的新思维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中，物质的利益是最基本和首要的观点，也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因为人有着广泛的需要才和其他一切动物区别开来，且不仅“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

^[9]987，正是由于各式各样的人类活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国家则是维护阶级利益和由个人利益发展而来的共同利益的一种政治手段。事实上，国家作为政治权利机构，其内在发展也需要国家和人口等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满足，“国家就不能发展。”^[10]因此，致力于实现本国利益的大化就成为了国家的基本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统治的基础就在于对利益的维护，“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9]560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逻辑为导向，只顾追寻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增设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等形式谋求本国发展利益，而这种无视盲目发展后果的做法，也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各类贸易冲突甚至爆发贸易大战。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希望通过改革的方式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和现实利益，这就直接造成国际场域中“利益博弈”现象的产生与一系列冲突和矛盾的出现。各国正是在处理这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9]195因此，单个的发展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各国必须寻求与他国共生存共发展，才能实现共同利益。

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一思想聚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致力于实现和谐的利益共同体这一最高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实现全人类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它既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支点、基础与基本动力，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它既强调世界各国是紧密相关的伙伴关系，也强调世界各国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其本质在于它是全球范围内和人类命运生死与共状态下通过内外驱动而形成的有机利益整体。概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生活的共享为价值假设，是对人类的共同利益生成和发展的一种确认，也是共享理念在国际关系中的客观反映，对于加强不同国家或民族在利益上的关联性、交汇性、渗透性和依存性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共同利益观的丰富和发展。

三、世界共享的百花园：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发展必然会经历三个阶段，会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阶段的最初社会形式阶段不断发展到以“物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独立性阶段，并且通过长期努力最终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人的生产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11]52在这种原始的社会关系下，共同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共同体中的人依附于权利之上，自我意识和实践发展意识尚未存在。此后，随着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人类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关系变化的客观实际，首次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使人彻底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并以此为中介实现了人对物的占有。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5]739，同时人脑在实践应用和交往活动中逐渐发展，人的能力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提升与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2]112在此阶段，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增强，但人与人的关系是被异化了的物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对人成为了异己的、同自身相对立的力量。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共同体就成为了“虚幻的共同体”，也成为了“新的”桎梏。”^[6]204在这里，马克思科学把握了人的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说明了不同性质的共同体的基本特点，准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演变逻辑。

当前人类历史仍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人还没有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客观的发展实际，从“人的独立性”转向“自由个性”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发展的过程。为此，我们必须要探寻一条“人的解放”道路，寻找到能够助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正确方案。基于这一前提，在通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道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不仅延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思想，而且积极进行了探索“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伟大实践，其以整体性思维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客观批判，为每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8]189、为早日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概言之，要想更好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种种挑战，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思维，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我们才能尽早实现“真正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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