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倡廉的路上中国共产党永远没有功过相抵

刘琴

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

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我们党实现了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伟大历史转折，并由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这个圣地，我们党孕育了彪炳千秋的延安精神，创造了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在延安革命历史纪念馆展柜中，陈列着一份泛黄的判决书影印件。这是我党一以贯之反对腐败这一坚定态度的历史见证。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开赴山西等抗日前线，边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此时军政人员并没有减少，因为全国各地的青年来到边区，加上留守边区的军队和各种军政人员，边区群众的负担非常沉重。

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内部的政府工作人员贪污腐败又呈现蔓延之势。贪污腐败严重影响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考验。开创陕甘宁边区廉洁政府是团结民心、共御外辱、推进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

在国民党军和日寇双重围困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树民风、正民心、立正气，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惩治了一批贪污腐败分子，即便是对红军英雄和历史功臣也一视同仁。1941年惩治贪污犯肖玉璧案，就是当时的典型案例之一。

1941年底，曾经的战斗英雄、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被执行枪决，在解放区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肖玉璧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马家村，从小给地主家放马，饱受剥削。1933年4月，他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大队清涧支队，在作战中勇敢无畏，每次都冲杀在前，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0年，上级安排肖玉璧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当局长。这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任后，肖玉璧却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法院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问时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肖玉璧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要求看在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答：“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肖玉璧抱有侥幸心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即便是贪污几个钱，像我这种对革命有大功之人，大不了不让继续干革命，共产党毛主席还不致于会杀我的头！”可悲的是肖玉璧误判了当时边区的形势，低估了共产党反腐的决心。最终，他以身试法。

肖玉璧被执行枪决，这在解放区内外引起更大反响。广大群众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真正保障人民民主，厉行法制的先进地区”。

1942年1月5日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

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坚如磐石。在那段峥嵘岁月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出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等一系列法规制度，要求“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对腐败分子的严肃惩治，背后是对纪律的敬畏，对党的事业、民族未来的希望。一份判决书，见证了延安时期我们党反腐败的坚定态度和有力举措，凸显出我们党始终如一的铁一般的纪律。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作为。熠熠生辉的延安精神，厉行廉洁政治的宝贵经验，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力量之源。如今的延安，早已成为开展理想信念和廉政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坐落在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刘志丹烈士陵园、谢子长烈士陵园、吴起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等一大批中央和省级、市级廉政教育示范基地陆续建立起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勤政务实、勇于担当，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砥砺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