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信访急需纠治的六个方面

王允庆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710068

摘要：伴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政治沟通作用日渐示微，而权利救济功能过度膨胀的现象日益突出。在地方政府与访民的长期博弈中，曾有串联闹访与围追堵截竞相登场，上演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民间故事。如何防微杜渐，本文提出了基层信访“六必治”。

关键词：新时期；信访制度；治理体系；有效举措

近年来，党中央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把握新时期信访工作特点，推出很多即管当前又利长远的治理举措，信访局面整体向好。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有以下六个方面的沉疴顽症，需要创新手段深入纠治。

一必治，不出大事不重视

诸如“有关领导高度重视、相关部门积极行动”之类的新闻字眼频频出现在重大、敏感事件曝出后，渐成“吃瓜群众”闲谈讽刺的笑料，大概只是想问：早干嘛去了？不可否认，领导重视依然是基层政府工作运转的关键动力。反观现状，在不少基层领导眼中，信访不是中心工作，甚至是最边缘的工作，只要不出大规模群体访、过激访，就影响不到自己的乌纱帽。有的将信访人视为挑事、添乱的个别人。有的思想境界不高，与信访人较真碰硬、针锋相对，缺乏“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悲悯情怀。例如：2013年6月7日造成近50人遇难的厦门公交车焚烧案，且不论肇事嫌疑者陈水总所反映的信访诉求是否合情合理，既然在持续多年的信访接待中已明知其生活窘迫、情绪偏执、悲观厌世，为什么不能多给予一些人文关怀？哪怕只是多一些关注，及早发现他写遗书、准备汽油等迹象，似乎悲剧可以避免。由此，建议严格对照《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刑法》第397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对信访工作中麻木不仁，出现重大失职的领导干部，严加惩处并广泛宣传，以压实基层信访责任、强化工作动力。

二必治，拖延推诿踢皮球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硬起手腕正风肃纪，各级党政机关外在的“四风”问题明显减少，但思想观念里的“质变”尚有欠缺。庸懒怠惰、浑浑噩噩的“太极推手”还没有完全消失。个别干部信访“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例如“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迁及行政赔偿案”（[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许水云历时3年多的申诉，换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婺城区政府强拆行为的违法确认和赔偿判决，让婺城区政府“拆房是某建筑公司失误所致，与已无关”的狡辩心态原形毕露，留下笑柄。另外，建议借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春风，改善信访部门责权配置，增加信访受理机关的话语权重，让信访问题转送、交办、监督更有力度，把真正体现群众呼声的好事办好、办扎实，好机制用好、用出成效。

三必治，妥协退让没底限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政府工作出了纰漏，勇于认错、坦然面对，按标准赔偿、补偿，天塌不下来。近些年在“民告官”中败诉，被判决赔偿的基层政府不胜枚举。然而，能走上诉讼程序的信访争端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已经被基层政府自行消化掉了。这其中就不乏个别的基层政府在错误面前“咬紧牙关”，歇力捍卫自身尊严，不惜代价花钱“摆平”，甚至动员内部捐款筹集“封口费”。不过，欲盖弥彰，被群众牵住了“牛鼻子”，只能一步步妥协退让，既把自己陷入无法脱身的泥淖，也助长了信访人之间的同类攀比，破坏信访工作大局。还有个别基层政府，不是因为自身有过错，而是片面理解“和谐”、“稳定”的精髓要义，试图营造纯粹的、祥和的社会表象，扬汤止沸、表层维稳，总想把向上走的信访人从路上拦下来、截回来，可是把人带回来了又拿不出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的办法。为了稳住一时，超越政策开口子、施恩惠、许承诺，频繁往复、经年日久，小问题灌出大窟窿，付出高昂的代价。须知，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立法授权，政府的一切威信源于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四必治，末端政风惹民怨

常有一些村支书、村主任跳出来叫嚣：“在本村我就是老天爷”。其实，他们算不上国家干部，但在村民眼中却是手握村委印章的“一级政府”，代表的是党和国家的形象。他们的脑袋里充斥着封建官僚思想，有的与乡村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着霸凌势力的保护伞，有的本身就是黑恶势力的代表。他们粗暴的末端“统治”常把我们的衣食父母逼上离乡背井的信访路，蛀蚀着党的执政根基。如2017年2月27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的河北定州泉邱二村女村主任孟玲芬。还有面对纪委调查仍自称“万岁”的河南省舞阳县澧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健国。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密切关注，和近年来雷霆万钧的打黑除恶行动，农村风貌大有改观，但限于农民整体偏低的法制素养以及农村宗族势力的顽固性，仍需要在管理细节上对基层民情予以更深入体察。市、区、县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要根除“稳居庙堂”脱离群众的顽疾，真正驻基层、摸实情，不能懒惰了双脚蒙蔽了双眼。为从根本上预防村官妄自膨胀，建议大幅度削减限缩村官手中的权力，将涉及财物分配、土地征收之类的实体职权划归乡镇。

五必治，诉访分离难实现

大量信访问题本身应当或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却始终走不出信访圈。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从信访人角度，“讼累”在所难免，若输了官司既赔面子又赚钱，即便赢了官司还可能面临“执行难”，而走信访途径基本是稳赚不赔。近几年频频曝出的冤假错案，也使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受到摧残，加剧了人们“信访不信法”的认识。二是从涉访的基层政府角度，政府机关作了被告多少有点“掉面子”，他们虽不会阻碍信访人向法院起诉，也大多不会主动寻求与群众对簿公堂。三是从法院角度，由于审判工作的被动中立性，法院不能主动寻找案源，对敏感棘手问题，法院也有规避倾向。在当事双方不情愿、法院又不可主动的情况下，涉法信访问题自然难以走上诉讼程序。例如：历时18年的“张道文、陶仁等182名群众诉简阳市人民政府侵犯客运人力三轮车经营权案”（[2016]最高法行再81号），这场边诉边访的行政纠纷，自1999年经过了简阳市人民法院初审、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资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决。在四川省内，经过这两级三家四个回合的法院裁判，简阳市二次征收人力三轮车经营费的行为均得到维持。直到2017年，经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才最终判决确认简阳市政府上述行为违法。“迟来的正义非正义”，18年，1800公里的进京路，纠纷虽已尘埃落定，有关司法公正和诉访分离的话题可能还一时难有定论。

六必治，以访为生耗资源

信访免费，但资源是有限的。由人民纳税支撑起的政府活动，需要投入到更高效益的公共服务中。然而，在数量庞大的赋闲群体中，存在着一些“无聊型”信访人，他们借以琐事占用信访资源，有时仅为找人倾听诉说，并没有明确的或切实可执行的信访诉求。对此类信访事项，建议吸收高校实习生或社会志愿者参与辅助接访，这样即有利于资源互动、缓解政府压力，又促进社会和谐。还有一些“懒汉型”信访，比如在部分农村地区，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巨大变化，不但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还把大量资农、惠农款投向农村。另外，还有一些“死磕型”信访。个别群众，在长期信访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心得，似乎已经具备了为基层政府精准把脉的能力。他们深知基层官员在乎什么、怕什么、愿意给什么、能给多少，又善于把握自己的行为分寸，不至于踩到红线陷自身于被动。对这些总体上属于“消耗型”的信访，建议参照法院收取诉讼费，或是医院收取挂号费的模式，象征性收取具有保证金性质的小额押金，结案后如数退还，这样能够阻滞一部分不合理或是明显不必要的信访资源消耗。

参考文献：

[1] 赵磊,杨春祥.做好基层信访工作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土地.2019(02)

[2] 李巍.基层信访治理的法治化探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6(02)

[3] 亓岩.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06)

作者简介：

姓名:王允庆

出生年月:1984.3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学历:硕士研究生

现职称:

研究方向:信访（法学）

所在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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