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学政治知识发展与中国知识化的前景

刘发根

刘发根（河北省大名县大街乡北门口中学056900)

传统政治素以阴谋和秘密著称。无论是古代东方王朝的宫廷政治，还是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政治，无论是古希腊的所谓民主传统，还是古代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都与某种神秘性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往往与血与火联系在一起，是战争和权力斗争的偶然产物，从而体现了传统政治的某种反知识化特征。然而，随着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理性化、科学化、民主化以及教育的大众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20世纪知识快速增长，人类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政治科学取代政治哲学成为政治知识的主要范式，现代西方政治进入了一个全面知识化的历史阶段，改变了传统政治发展主要靠自然演进的逻辑，理性的制度设计开始逐步成为政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特点。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政治科学不断遇到挑战，其地位有所回落，但是，政治科学的垄断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说明，政治的知识化已经成为政治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然，政治知识化并不等于政治科学化，科学化仅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如果可以把政治知识分为政治合法性知识、政治规范性知识以及政治技术性知识的话[1]，那么，现代政治知识化的标准在理论上可以概括为：对现存政府的合法性达成基本共识的政治合法性知识建构，是政治知识化的前提；为现实政治提供检验标准以及对其进行批判的政治规范性知识的合理性，是政治知识化机制是否健全的主要标准；为政治行为提供高效、稳定、系统的指导的政治技术性知识建构，是政治知识化的主要内容。政治知识化显然是政治知识的某种系统发展，任何单一类型的政治知识都不可能产生政治知识化。在实践上，政治知识化可以制度的理性设计特点逐步取代制度因战争和权力斗争而决定的偶然性特点作为标准。

现代西方的政治知识化是随着现代西方政治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大量革命性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除了作为政治规范性知识继续存在外，一部分转化为政治合法性知识，为资产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辩护；同时，一部分转化为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为现实的政治行为提供指导。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奠基阶段，产生了大批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以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密尔、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公共管理事务的大量增加，20世纪30、40年代西方“大政府”的兴起而来的，它以区分政治与行政为契机，以政治科学的全面兴起为典型标志。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完成阶段，以威尔逊、古德诺、拉斯韦尔、伊斯顿、阿尔蒙德、达尔等政治学家为代表。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现在尚处于发展之中，它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方法，以新公共管理为基本内容，以实现治理为基本目标，开始了政治知识化的重新建构过程。这一时期是现代西方政治知识化的转型阶段，其主要思想家以哈耶克、布坎南、诺斯、奥斯本、休斯、戴伊等为代表。不过，这一阶段的具体内容以及思想阵营并不十分明确，尚有争议。

一、尽管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但是政治知识化的发展却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逐渐完成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现代民主的制度化极大地促进了政治知识的成长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广大下层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和兴起，由此带来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及民主的逐步神圣化，这一神圣化打破了推广政治知识化的权力障碍，使得民主成为现代几乎所有政体合法性的基础。现代民主虽然从价值上与传统民主有一定的继承联系，但是在可操作的制度层面却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继承，现代民主主要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必须依靠一套系统的制度设计。显然，在现代社会，没有一系列复杂、精巧的制度设计，民众对政治的民主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集中体现在选举制度上。现代选举不仅是一种实践操作的制度设计，更是一种复杂的理论建构。

(二)现代社会政治社会化方式的转变对政治知识的系统建构提出了要求

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教育，即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通过教育和传媒，分配给社会的每一成员，从而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传统政治教育的方式主要靠宗教、习俗、政治礼仪活动等非理性化方式完成，而现代政治教育的主要方式已经转向理性化的知识传授和说服，正规的学校教育成为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这就要求政治知识的创造和系统建构。美国著名思想家杜威就把学校看作是政治民主的安全的重要工具，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政治知识化对现代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

政治知识化提升和全面发展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政治由于其综合性和复杂性，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展是与知识的发展成正比的，因此，政治知识化必然提升人类的主观能动性。随着知识化信息时代的来临，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过相对来说，人类对于自然的知识发展较快，但是对于人与人自身关系的知识发展却较慢，这造成了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发展与改造自身能力的发展不协调，因而在处理和改变自身关系方面经常铸成大错；主观能动性的片面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政治是调整人与人自身关系的基本手段，因此，政治知识化的发展既是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提升，更是主观能动性的全面发展。曼海姆认为，只有当政治不仅是为争夺权力而斗争，而且是用某种政治哲学、某种关于世界的政治概念充实其目标时，它才实际上第一次具有了根本上的重要性。[8]政治知识化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也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

三、西方政治知识化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具有政治知识化的传统，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中国传统政治对于教育的重视，尤其是科举制的设立，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化程度远远高于现代以前的西方社会，这一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华文明体系得以长期延续和存在的独特历史现象。但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知识化仍然是十分有限的，这一有限性主要表现在：政治知识类型极端狭隘和单一，尤其是政治技术性知识的贫乏；政治知识本身没有完全摆脱神秘性的束缚，其主要形态是与具有某种神圣性和神秘性的“礼”联系着的；由于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知识化，对传统的高度崇拜决定了其知识化的限度；政治规则不仅要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且要求“思不出其位”，严重限制了知识创造的主体；“述而不作”，不提倡政治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等等。

政治知识化的发展，不仅是政治的科学化以及政治知识的系统建构，而且也是政治理念的转变和进步。其中，尤其是新公共管理与治理理论的提出，对于改造我国传统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统治”和单线的“管理”观念，实现政治的重心逐步从单向政治转向双向政治，从高位政治转向低位政治，从管人为主转向办事为主，从暴力政治转向规劝政治，从等级政治转向团体政治，确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对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对政治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主要矛盾总体上显然是政治知识化不足，大量借鉴现代西方的政治知识仍然是需要的，但是，政治知识的实践性、地域性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创造性学习，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知识。另外，对政治知识的不当运用会削弱政治责任的认识，对于建立真正的责任政治也有现实意义。一方面，要通过政治知识化确立政治行为的责任机制，另一方面又要明确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责任”领域，使政治家敢于、也必须承担政治风险，建立培育负责任政治家的良性机制。

【参考文献】：

[1]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8.

[2]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