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

孟洁

孟洁（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思想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主要思潮之一，采取了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以融会中西文化、接续传统与现实为途径，力图创造一种民族本位的、融纳现代化精神的中西合璧的新哲学、新文化的态度。它不仅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架构，而且其学术传统已传承三代，正逐步趋于成熟。

关键词：中国文化；现代转换；新儒家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是一个“老而弥新”的问题。言其“老”，是因为这一问题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就成为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一议题，前辈和时贤进行了激烈的学术论辩和思想交锋，并出现了“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中国本位文化”论、“东方文化”论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诸多或对立、或兼容的学说与主张；言其“新”，则是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带来新的问题和困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始终处在激烈争辩和探讨之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文化论争又再度兴起，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东亚工业文明的崛起成为引发论争的现实背景，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学派则是其中最活跃、也是最主要的思想派别。今天，这一文化论争已不仅局限于国内学术界，而是走出国门，成为海内外学人所共同关注的学术话题。

文化是一个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反映，它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又反过来以各种形式作用于实践，从而对社会的整体性变化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换言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思想意识的导引，任何社会组织原则、经济发展原则和法律原则等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思想价值体系之上的。因此，要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目标，就必须进行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实现以传统观念为内核的文化形态的现代转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现代化，不仅是一种目标，更是一个实际的社会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转变的不只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也不只是法律制度、环境、教育、艺术等社会文化，更是人的生存的整体性转变。在今天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特别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的情势下，如何正确认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自身文化的现代转换，从而在思想理论上进一步促进我国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现，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我们今天乃至以后所必须深入探讨与把握的重要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究其实质正是由于文化因素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精神再塑造的深刻影响使然。

二

何谓现代新儒家或曰新儒学？方克立等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有如下的论断：“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1]此一说法基本概括了现代新儒家的总体面貌，可作为探讨新儒家文化转型学说之理论背景的起点。

近现代的中国历史，是中西文化全面碰撞的历史。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危机，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自身固有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面临全面的崩溃。西方文化，尤其是它的启蒙思想凭借其巨大的物质上的胜利而取得了对东方文化的压倒性优势，救亡图存的现实使命引发了中国人思想上的空前大反思，而随着反思的逐步深入，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思想流派，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和本位文化派等。有学者指出，近现代的文化论争虽然出现了众多的学派，但就其哲学主旨来说，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之一，就是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上对传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就现代新儒家而言，其无疑属于后者。与各种持西化论观点，认为只有与传统作彻底的决裂，中国才能走上现代化的富强之路的反传统主义相对立，新儒家所采取的拯救危机的方式不是挖断传统的根脉，移植他人的思想价值体系，而是要接续传统文化之主流的儒学道统，力图从重建传统精神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入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吸收融会西方哲学，从而在对传统文化基质进行自我更新的基础上谋求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新儒家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文化哲学立场，既有文化传统内在的知识传承方面的原因，也与现实实践的外在压迫密切相关，它体现出“传统文化在危机时的自我更新功能，以及在更新中顽强保持的自我认同精神。”[2]新儒家号称是接着“宋明理学”往下讲的，而其思想主张所接引的“源头活水”乃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心性之学”。这种学说讲求“把人的生理、心理、伦理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人的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的关系说明人的自我价值在于仁义道德，要人们通过自我觉悟的心性修养方法，用道德理性超越并控制情欲，实现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并完成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理想。”[3]用庄子的话说，这一学说的精髓就是所谓“内圣外王”。心性之学在宋明时期发展到它的高峰，其特点是融儒、道、佛的心性理论为一体，将人的自我价值进一步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对此，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4]，“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之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言一之者。”[5]这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不少学者指出，现代新儒家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的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理性与宗教精神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这也就是说，现代新儒家强调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在自我文化传统面临危机而必须求得突破的时候，它对文化主体性的坚持和对传统文化总体上的肯认也就越发显得突出。

当然，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儒家，当然不仅是只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肯认和留存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其对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一种新的诠释和新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在其能够在批判的基础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正因如此，新儒家在其总的思想理路和致思倾向上表现出重建传统的形上义理，并由对传统义理的现代诠释和理论重构，以发掘自我文化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精神方向。

三

新儒家学派自形成至今已有三代传承，在前辈学者的思想方法和成果与其后学者之间的关系上，也呈现出继承发展和批判创新的两大倾向，这固然与此一学派中各人的学识、悟性及生活体验有关，但从根本上讲，还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巨大变迁和由此而面对的不尽相同的危机与问题意识使然。在第一代新儒家学者中，熊十力和梁漱溟是代表人物，尽管熊、梁二先生在治学理路和文化主张上有诸多不同，但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是其文化反思的基调，因而存续传统义理，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就成为其无法回避的选择。

第二代新儒家的出现是作为一种群体的形象而言的，“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大陆卷入‘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港台和海外又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兴儒学运动，现代新儒学第二期的发展中心转移到香港、台湾，而起骨干作用的是从大陆流亡去的另一批新儒家学者，如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6]其中又以牟宗三和唐君毅为其代表人物。同前辈学者相比，第二代新儒家学者最大的变化就是远离故土的漂泊感，政治革命的风暴分化了持不同思想的学人，改变了他们的生存境遇，而这种复杂的感受又曲折地作用于其理论学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流亡海外，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的”[7]结果。在这里，牟宗三等人所说的“根本”，其实就是他们一再坚持的“道德形上之本体”，就是所谓“心性之学”。其标志则是1958年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也是其在传统文化现代转换问题上的一种新的理论主张。

《宣言》接续其前辈学者的论点，倡言“心性之学”之于中国文化的核心地位，但也吸取西方文化之所长，进一步将中西文化的关系摆在了一个对等的基线上，突出了二者的互有所长，各有所短，并以此认为中西文化应“平等互视，互相敬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8]但是，《宣言》在转换传统文化的方式上却最后落脚于“返本开新”的文化哲学主张。

对“返本开新”说的理论批判学术界已有较多评述，在这一学说的潜在话语中，已存在着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一自我完备的思想体系的倾向，因而具有无法克服的困境。同时，这种文化主张并没有实现中国文化的根本改观，在今天也已是为实践所证明的事实。作为新儒家学派的第三代传人，杜维明经过几年的反省，指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可能会遇到两大难题：“第一个难题是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对儒家思想同情的了解，多于批判的分析”。[“9]另外一个难题是，儒家的运动多半以人为中心，还没有成为一个客观的以制度为基础的学术运动，这方面的努力到现在才开始，这个运动还须要很长时间。”[10]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第三代新儒家在反思前辈学者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以更为冷静和理智的心态来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同时也预示着他们要跳出“内圣外王”的模式，而在新的实践背景下，采取新的融合中西文化的方法以寻求理论上的突破的可能。

总体而言，研究和探讨新儒家的文化哲学观点，有助于我们融汇百家，开拓文化视野，正确认识和借鉴其思想成果、从而以综合创新的态度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服务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杜维明.杜维明文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2]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4]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7]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8]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三联书店，1956.

[10]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