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物的财产权结构——重新反思梁丽案件

梁丽案件中当事人的自相矛盾，源自传统民法在定位遗失物的权利结构之时，严重忽视了如下事实：即无论拾得人还是所有权人，在遗失物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的有限理性。这一疏忽导致民事立法对当事人施加了大量的无谓成本，也助长了刑法界中对此类行为动辄归罪的不当倾向。我国物权法对遗失物的判断具有体系上的合理性，但其实际体现了如下不当预设——即国家对遗失物的控制要比个人更加稳妥和可靠，这不仅违背法治精神，且会因严重违背民众的一般认知而引发不必要的非议与反感。立法应当放弃以权利性质来定位权利效力的陈旧进路，转而以把握权利归属过程为核心，明确具体当事人权利的具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