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代恭城文庙频繁重修，仅康熙年间就有四次。文庙带动了当地科考和文化的发展，恭城不断涌现科考中式士子，进而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士绅阶层。士绅们活跃于当地社会，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发展，教化当地子民，并确立地方文化秩序。恭城文庙对当时社会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影响。

简介：里耶秦简中大部分是秦代地方的行政文书,为我们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提供了根据。从已经公布的简牍来看,秦代文书的运作形态十分规范。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的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并署名＂某手＂。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副本,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把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在文书运作中,文书的性质也随着＂传＂＂别书＂而发生变化。对于＂某手＂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写者的签名,而应是文书的责任人。

简介：山林川泽作为自然资源，原则上是对所有人无偿开放的。从整体上看，在殷周邑制国家时代，族长与氏族成员之间通过一定的规约对山林川泽资源进行共同利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共利”。至迟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山泽君主私有化的倾向，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这一倾向又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然而在专制王权下，“公私共利”的原则却依然存在。在山泽禁区内，历代帝王通过实施“弛山泽之禁”以实现所谓的“公私共利”，实质上是掩盖山泽私有进一步强化的手段。在禁区外的山泽区域，通过“公私共利”的利用规定，一方面是君主与实力阶层在山泽占有问题上达成的一种妥协；同时，亦是保障普通民众获得再生产手段的重要方式，但从实践层面而言，这种“公私共利”并不能真正实现，体现出古代国家权力在维护民众再生产方面的缺陷。

简介：1921年,在海军部的推动下,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海界委员会,讨论海界划定及海界相关事项。海界委员会就海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海界划分的原则与方法、各种海域的具体勘划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海界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民国北京政府此时已经意识到了海界的重要性。此次海界讨论虽未直接促成民国北京政府颁布领海界线法令,但还是具有积极意义。当然,海界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性会议机构,存在一些局限。

简介：针对近代广西农民的贫困问题，本文利用民国时期的一些统计与调查资料，以实证分析方法，从耕地和劳力使用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认为造成近代广西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压力大、人均耕地过少、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农村剩余劳力找不到转移方向致使无法有效利用关系紧密。

简介：我国南北地区的河流水文差异较大，南方地区受土壤、气候等影响，河道一般来说较为固定，洪枯期径流量总体上变化不大，便于建桥、摆渡；而北方地区降水集中，年际变化也大，河流含沙量高，善淤善决（尤以黄河、卫河、漳河、滹沱河、永定河等河流为最）。因此，北方地区河流之上搭设桥梁不如南方为易，多以渡口沟通往来，特殊河段只能搭设草桥或浮桥以便交通。

简介：黄明信先生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藏研中心）有着不解之缘。黄先生系藏研中心干事,《大藏经》对勘局顾问,《中国藏学》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过黄先生的多部学术专著,《中国藏学》发表过黄先生论文、回忆文章多篇。我们不妨以按年的方式展示黄先生与藏研中心的不解之缘。

简介：有关历史时期的数据大都有着复杂的生成过程，根据不同史料来源、计量标准、统计方法、估算依据所得出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进行量化历史研究时，有必要对基础数据本身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已有的灾荒史研究中，由于对灾荒规律、文献特征、荒政制度等方面欠缺考虑，以及统计和估算方法上的粗糙与失误，相关的灾情、灾赈数据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量化数据的获取过程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实现方法的科学化，更要注意把握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文献记录的内在逻辑，实现方法的史学化。在数据的运用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其适用范围。

简介：＂国家与社会＂作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表现出自上而下的＂控制论＂与自下而上的＂自治论＂的二元对立。然而,对于古代乡村秩序的构建,绝非这种单向度的控制与自治,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二者的互动与交融中有序建立与推进的。以明清、民国山西民间戏资筹措为例,因其筹措的多元方式及其筹措过程中所伴随的乡规村约的实施,使其成为＂国家与社会＂互渗的场域,通过这一特殊场域,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视野下即可对＂国家在场＂中的乡村自治及其过程进行有效探讨。

简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开始对日伪产业进行接收，在山西地区，中央和地方均有接收机构。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在太原成立了办公处，经济、财政、交通部等部门在晋亦设立了派出机构，但收效甚微。地方接收机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及接收清理委员会成为接收权力的主导，而西北实业公司又成为工业接收的主体。在对付中央问题上，地方各部门互相配合，不遗余力。西北实业公司的接收资源终为当时地方最高统治者阎锡山再“接收”，西北实业公司未能获得正常发展，而沦为地方势力的战争机器。

简介：该文以中亚回族（东干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了其在中亚居住逾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地域观念与民族认同的变迁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亚回族（东干人）民族观的内核是地域观念,在中亚生活的一百三十多年中,其地域观念历经官方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等语境的塑造,被逐步提升为民族观念。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已经成为寻求领土主权的民族共同体,因族群内部迁徙记忆的差异,其地域观念不仅延续下来,且苏联解体后在中亚建构民族国家的语境中反过来被民族观再塑造,衍生出新的地域观。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中亚民族的民族观及其特点。

简介：本文拟以土地数据考释为中心,把有关徽州地区历史赋税资料与现代统计资料数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就载籍时间断面数据的考查、纳税单位与耕地数据的区分、耕地面积"峰值期"的确定等几方面来探讨徽州特定时期的纳税单位能够反映"真实"的耕地面积,并以此为基点对嘉道时期的耕地面积进行再估计.

简介：李塨不但是颜元的传人，更是颜元、河北夏峰北学及江南诸友集体培养的一个学者。正是李塨学术来源的这种多重性，使得他对颜元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改造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最重要在于颜元学术本身的缺陷和当时正在兴起的考据潮流的挑战，使得李塨不得不到处结盟各派为颜元弥缝。但在兼容并包中，由于内圣方面所兼容的各种知识资源路径无法调和，外王方面康雍之际波谲云诡的政局使其无处下手，李塨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但即便这样，北学也没有随着颜李学的衰落而亡，只是重新又落实到以夏峰北学为主体的北方儒生的日常伦理道德实践中。同时，也正是在李塨的这种失败中，在帝制中国时代，作为取悦皇权以培养忠臣孝子的实学的实质得以彻底暴露。

简介：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IX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CRARD，www．rard．org）成立于2005年。2006年组建中同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室。中心主任刘彦随研究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副主任龙花楼研究员、陈玉稿副研究员．中心现有固定人员11人，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20人。

简介：本文从发掘及调查材料入手,以遗址为研究对象,对湖北省与楚文化相关的遗存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重点着眼于与文献记载中的早期楚丹阳地望相关的沮漳河及江汉平原区、汉水中上游山地区、峡江地区及近来学界讨论较热烈的襄宜平原及随枣走廊区。通过对这四个区域西周至东周时期的遗址的分布特点的比较,运用＂中心位置理论＂观点加以分析,并结合文献考证,从而推断出不同时期的楚文化中心区。

简介：本文以殖民地台湾农业统计为例，针对其生产数值和实际生产情况之间的差距进行初步性的考察。在当时台湾最主要的产业农业的统计问题上，到现在，中国台湾和日本学者仍在审视相关统计数据，但这些研究都集中在修改生产总值而似乎忽略了生产总量，研究利用上二者的背离所引起的论证问题未被重视。本文通过对双方数值的比较，来分析农业统计的内在问题，也明确表示在把握生产规模之际，要注意产量的重要性和产值的局限性。

简介：2007年6月22日下午,我国首个汉藏佛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汉藏佛学研究中心在京成立。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继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后,对国学进行创新性阐释的又一尝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朱晓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

简介：右江革命根据地丧失之后,原红七军领导人黄松坚、黄举平、腾静夫等在滇黔桂三省边区创造性地坚持共产党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建立起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根据地中心的富宁县各族人民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配合红军开展游击战争,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简介：屋宇密集的城市,火灾牵动着诸多的社会关系,连带了一系列社会事务,因而城市消防事业的运作情形,反映了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组织和构造.有清一代,杭州地方政府组织了专门的救火兵丁,实施了"官水桶"等防火措施,但限于人力与财力,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消防需求.为此,政府将平时的防火工作下放到基层,并号召民间力量参与其中.而由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居民关系复杂化,则推动了"义民"、"救火集"等民间救火组织的产生.官方与民间两类救火力量,各有不足,互相补充,共同承担起杭城火灾的救灭任务.灾后的赈济亦由官府和民间双方共同参与,但在官员自愿捐资的背后,却是他们保全宦途的策略性考虑.

简介：晚清时期，由于战乱频发、连年灾荒，广州府官方赈济功能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该府民间义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绅、宗族、善堂善会通过设义仓、捐谷、施医赠药、平粜等救助形式，予以自救能力较差的乡民不时之需，构成乡村救济事业中的有力支柱。本文通过考察乡绅、宗族、善堂善会三个主体的赈济活动，对晚清广州府的乡村社会救济进行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