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面临几次边疆危机。其中1880—1881年中俄伊犁危机，两国交涉签订《圣彼得堡条约》，虽然清政府对俄赔偿数目增加到900万卢布，俄国的商业特权也得到增加，但俄国愿意把所得的土地大大减少，总比《崇约》对清有实利。1880—1885年中法越南交涉，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内容规定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中国修建铁路须同法国人

简介：7世纪末，摩尼教得到唐朝统治者的首肯，正式传入中原。但至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令禁止该教在汉人中传播。由於史料缺载，摩尼教被禁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开元二十年前後密教僧人的活动为线索，综合考察了当时的社会宗教现实，并就密教经文、基本教义和仪轨与摩尼教进行比较，认为唐朝统治者可能是在比对两教经文後，模糊了摩尼教与佛教的本质区别，在密僧的唆使下，认为前者伪称佛教，惑乱民众，才颁下禁令。

简介：古代文献中＂郭＂与＂虢＂常是通假的。＂郭＂与＂虢＂同在上古韵铎部,从读音上自然是可以通假的,但是二者能够通假的关系并非只是＂声之转也＂这样简单,二字之间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前人亦多有试图解释其中原委者,他们的成果给后来学人许多有益的启示,惜其尚不甚明。通过分析＂郭＂＂虢＂二字的字形之意、东西二虢所封地望在周代造成的政治地理形势,可以看出,两字所以通假,除了读音相同外,都具有共同的字形之意,即临高制险。

简介：广西文化大体上属岭南文化范畴，是在古西瓯和骆越文化基础上，主要受中原儒家文化，加上广东文化、湘楚文化、滇黔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地方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金太祖到海陵王迁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复苏期。二是海陵王迁都之后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期。三是从卫绍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学的繁荣期。金代山西地域文学在金末迎来鼎盛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

简介：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的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胡人统治者在统治民族本身不够成熟和强大的情况下，普遍实行民族本位、民族压迫和民族防范政策，既埋下了统治力量先天不足的隐患，又加重了民族隔阂，激化了民族矛盾；二是各政权普遍存在内乱不断的现象，导致自相残杀、自取灭亡和外敌乘虚而入的惨重恶果；三是统治者普遍在政治、生活上极度腐败，重用奸臣，沉迷享乐，不恤民力，穷奢极欲，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统治基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大大削弱了十六国胡人政权自身实力，制约了政权发展壮大，导致了政权的迅速崩溃和灭亡。十六国胡人政权速亡现象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意义。

简介：当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民族社区发展动力时,旅游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承载者和维护者的民族社区传统文化精英,其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权力变化并没有得到重视。本文以三亚凤凰镇回族社区为例,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了解旅游发展及冲突事件过程,从权力变化的视角探讨旅游发展对社区宗教精英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旅游的发展间接促进了村民对宗教权威的认同,强化了宗教精英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权;但在旅游引发的利益冲突中,宗教精英权力出现＂外强内弱＂的变化,传统权威被弱化,个人能力成为社区调解权力的基本支撑。宗教精英自身具有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旅游现代性带来的权力弱化,为进一步探讨如何破解现代化发展与传统文化延续间矛盾提供了借鉴。

简介："实践思维"是马克思哲学出场的主导路径,运用实践哲学思维关注现实才能真正实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实践反复证明,如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促进实践的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根源在于中国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而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不断发展,现实的人"的新需求不断生成、丰富,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变革。为此,如何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实践新路径必将成为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

简介：《北虏风俗》是由明代官员撰写的一部有关蒙古社会生活和风俗的著作，此书给我们提供16世纪蒙古部落内部社会和生活的详尽情况。本文以《北虏风俗》为主要依据，分析了16世纪莫南地区蒙古人宗教生活方面的改变，揭示了16世纪莫南蒙古社会的变化。

简介：

简介：1933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由南京国民政府推动与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县政建设运动.当时,在全国各省中积极响应的主要有江苏、广东、河北、山东、浙江、河南、云南、广西、湖南、绥远、贵州等11个省,其中江苏省江宁自治实验县、河北省定县实验县、山东省邹平、菏泽两实验县和浙江省兰溪实验县5个实验县"各具有特点,最负时誉".[1]但据笔者所知,迄今为止史学界很少有人关注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通过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县政建设的原因,以期引起史学界同仁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并求教于大家.

简介：南措姐在《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二期上发表关于基督教在藏传播的论文。文章对近代西方诸国在西藏传播基督教受阻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基督教是以西方世界为根基的宗教，它与藏传佛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形态，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道德观等许多方面，均有差异：

简介：汪达尔战争与哥特战争是查士丁尼一世为了统一帝国而发动的战争。对拜占庭帝国、汪达尔王国以及东哥特王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查士丁尼一世在国内政治局势稳定、经济以及军事实力增长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要努力实现恢复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美梦,而选择对外战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首选。或许查士丁尼一世有转移国内矛盾的目的,或许是为了通过战争赢得军民的尊重。汪达尔战争与哥特战争的爆发及其先后顺序既与查士丁尼一世的政治目的息息相关,又与汪达尔王国与东哥特王国自身的政治局势、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等因素相关。这两次战争在拜占庭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查士丁尼时代所不能回避的两次战争,一直受到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两次战争都十分关注,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文章拟对汪达尔战争先于哥特战争爆发的原因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希冀对这两次战争的认识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

简介：1861年8月,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措施.上谕"铃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和保证.慈禧与肃顺等人在慈禧的太后封号、有无干预朝政权、是否垂帘听政、辛酉政变等问题上较量的胜利,在相当大程度上皆依恃皇权代表的有利地位.当时弥漫于朝野上下的正统皇权主义思想,使许多文武大臣及封建士大夫对肃顺等人赞襄政务、辅弼幼帝的合法性与可靠性表示出普遍的怀疑.这种正统皇权主义思想才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成功的决定性深层次原因.它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人们,甚至影响着当代的某些史学工作者.

简介：光复会计划在浙路风潮中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绅商的两重性及清政府各级官员的自救之策弱化了朝野冲突;二是光复会本身的'异端性'及革命处于低潮、对下层民众缺乏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与立宪派较量的力度不够;三是中下层民众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认购路股'的方式上,及农民的相对漠然态度、宁波帮工人的特殊性、股金来源涉及面不广等因素使其计划缺乏广泛而彻底的群众基础.

简介：清末十余年间,清政府迫于内政外交的压力和应对统治危机,在教育、军事和行政机构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推动现代化的改革。既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这一时期制度改革随之带来的人事变化关注甚少,结合人事变动来理解新政这一议题更是被学界忽视。本文尝试利用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对新政期间京师各机构改革中的人事变化进行分析,并以度支部衙门为例重点关注包括宗室人员在内的旗人官员的比例和变化,以冀对分析和认识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央行政状况提供新的视角。

简介：19世纪中后期,英国犹太人摩西·蒙特菲奥里积极帮助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为贫困的犹太人在城外建造了救济院MishkenotSha’ananim(希伯来语中'欢乐寓所'的意思),这对当时耶路撒冷整座城市尤其是犹太区的空间分布和人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此,城内的犹太区不断向城外扩展,犹太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

简介：“骨系”等级婚制是卓仓藏人婚姻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婚姻形式而言，它是一种等级婚，它的产生，主要来自阶级制度。在卓仓藏人用以强化族群属性的各种手段中，“骨系”等级婚制的保留与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本文试图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卓仓藏人“骨系”等级内婚制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一浅显分析。

简介：20世纪初乌拉圭在巴特列-奥多涅斯总统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领先于整个拉美地区的改革,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多个方面,体现了经济民族主义、社会福利和政治民主的原则。改革调整了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乌拉圭现代国家的基础,使乌拉圭成为拉美的模范国家。乌拉圭之所以能够率先进行这样一场改革,是由于乌拉圭的历史特性与巴特列总统个人作用的结合,前者包括乌拉圭弱势的殖民地遗产、民众对两党长期争斗导致的政治暴力的厌倦、19世纪70年代之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形成对乌拉圭政治稳定的要求,乌拉圭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新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开展等。后者包括巴特列特殊的经历、成熟的思想和超凡的领导能力。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的有效结合导致乌拉圭率先发生了这场较为成功的改革。

简介：中国工农红军20世纪30年代长征通过康区时,面对汉藏隔阂、国民政府的＂反宣传＂、严酷的自然环境等困难,积极开展了＂扩红＂宣传工作。红军通过建构＂认同＂以获取藏族民众的支持,通过谈判、合作、俘获、感化等方式争取土司头人与寺院喇嘛,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康区社会的各方势力,推动了红军顺利通过康区。同时,由于康区的社会生产力限制、红军人数众多等原因,藏族民众为了红军的顺利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