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均为预期不履行的救济制度，在适用要件和法律效果上都存在着重叠的可能性，如何梳理二者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民法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预期不履行的法律救济有“渐进性”和“径直性”两大模式，二者的适用范围主要根据预期不履行的确定性程度来区分。《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对应于前者，预期违约对应于后者，故二者在功能和适用范围上应有明确区分。在现行《合同法》框架下，应将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限定于严格意义上的期前拒绝履行，同时对不安抗辩权的适用范围进行适度扩张，以使其适用于所有不履行可能性较高但尚不确定的情形。此外，针对我国司法实践及学界中争议较多的、债权人根据《合同法》第69条解除合同后如何请求损害赔偿的问题，本文认为，期前解除权和期前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法理基础及成立范围上并不相同，二者在逻辑上属于两个问题，故在不安抗辩权框架下仅规定中止履行权和期前解除权即已足够，既无须将第69条与预期违约规则衔接，亦无须将其解释为新的预期违约规则；而有关适用第69条时的期前损害赔偿问题，则应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而非第108条来处理。

简介：传统民法权利体系虽对环境权进行了部分吸纳，但二者却并不完全兼容，实质上更多地对环境权表现出排斥的情况，故将环境权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显得尤为必要。正确厘清民法上环境权是解决环境权融入民法典的关键，鉴于请求权在民法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应紧密结合环境权中的私法要素，以环境权作为民法上请求权的基础权利，对环境权请求权体系，即在民法典中明确环境权的内容、环境权作为基础权利的请求权内容、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恢复原状、环境修复请求权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力求让环境权合乎逻辑、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民法典中。

简介：对s市M区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城市涉嫌犯罪的少数民族人员以无任何前科记录的初中文化水平以下的外来男性农民和无业人员为主；实施的犯罪行为比较轻，相对集中于盗窃罪，寻衅滋事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几个罪名；共同犯罪的规模较小，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作案手段多元化、相对平和，重特大案件罕见；适用刑罚比较轻缓，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为主。城市少数民族人员犯罪并不是严重的社会现象，其数量和严重程度远远低于汉族人犯罪。因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应当特殊化，应当在人口流动和城镇化的背景下，理性客观地对待少数民族人员犯罪问题，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采取措施使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大城市。

简介：以发展动能转换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新时代,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乃题中应有之义。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其基本内涵是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主要表现为各种产业政策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前者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以最大化自由公平竞争环境来优化资源配置;后者作为政府规制经济的重要手段,本身带有弥补市场缺陷和干扰破坏市场竞争的双重属性。随着竞争政策地位上升为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将在挑战中得以优化升级。新时代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意义重大,它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新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依归,是完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政策的基本路径。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需要三条法律路径予以保障:一是释宪,二是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三是尽快启动《反垄断法》的修订;后两者可以有机结合协力推进。

简介：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已呈现出社会危害加重和人身危险性增加的总趋势。其具体表现是：就犯罪人方面而言，集中表现为犯罪低龄化继续发展、具有多次犯罪经历者明显增多、发案前多处于闲散状态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犯罪行为方面而言，主要表现为结伙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升、犯罪手段的暴力化倾向进一步加强、暴力犯罪成为最主要的犯罪类型以及犯罪认知度提高和作案的预谋性增强。上述趋势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社会观念、实践对策和理论研究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简介：文章通过分析澳门终审法院的三个行政裁判案例后认为，公、私法二元区分依旧是澳门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法位阶原则连同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原则，与公、私法二元区分没有实质的关联，即这些原则不是建立在公、私法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在宪制性法律的层面上，如果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视为公法，在某种层面上则可能带来与私法同等的法律地位的倾向。行政法的基础，即公私法二元区分，与宪制性法律所确立的法位阶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保留原则存在张力。

简介：本文认为应当重建公司法人治理基础，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基础上的有效统一，由部分所有者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层面而成为经营者，这种所有者对经营者的内部监督、较易实现。

简介：关于人格权能否在民法典中独立设编的问题,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在立法机关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室内稿）》之后,反对方提出了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由,即人格权是民法不确定概念,只能在民法中碎片化表达;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类型不同,不是独立的民事权利;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应当由民法总则特别是《宪法》规定;民法分则设置人格权编就破坏了民法的结构、逻辑和民事制度体系。这四个理由不足以动摇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的理论基础,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符合民法典逻辑体系的圆满性和自洽性,能够成为民法典大厦中的一个坚实可靠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