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毛泽东在30年代曾认为,形式逻辑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反对矛盾性,主张同一性,反对概念及事物的发展变化,主张概念及事物的凝固静止,因而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东西。建国后,从50年代初编辑《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开始,毛泽东就一直关注着形式逻辑问题。在谈话和书信中,他不再把形式逻辑划归资产阶级和形而上学,而是多次表示,形式逻辑没有阶级性,它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毛泽东的形式逻辑观由此发生转变。因此,在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的形式逻辑研究给予了大力支持,鼓励和督促出版或再版了包括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章士钊的《逻辑指要》等在内的一系列逻辑专著,对我国形式逻辑研究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简介: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对欧洲的意义是确定了欧洲人主导的“新凡尔赛体制”东扩的极限和边界。边界历来都是武力确定的。克里米亚的结局对俄罗斯的意义在于俄罗斯守住了生存底线——底线是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对欧洲来说,意味着欧洲东扩已抵极限。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俄罗斯只是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与欧洲进行过边界拉锯,而在乌克兰,除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和冷战时期的戈尔巴乔夫有意收缩和放弃外,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基本没有失过手。从对付拿破仑到希特勒的“胜利”经验中,西方人明白,在陆军可以发挥作用的近地,俄国人往往可以完胜。黑海离俄罗斯太近且陆地相连,陆军可以直接进驻;而西方海权国家在此则鞭长莫及。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是生死之地,而对欧洲则是重要利益点,为了它,俄罗斯会用全部资源,而西方则不会。如果清楚俄罗斯在乌克兰归属的历史,也就知道2014年乌克兰事件意味着俄国反击欧洲东扩的历史才真正开始。乌克兰事件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中国而言,是有警示意义的。
简介: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简介:作为社会学科研究的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描述性的问题、解释性的问题、预测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严格遵循社会科学研究的程序,这四个方面的国际问题研究就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客观性或者说可重复性、规律性或者说普遍意义、简约性或者说主次分明。大数据研究能够让决策者获得更加全面、充分的信息,从而采取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在进行描述性的国际问题研究时,大数据可以起到十分突出、甚至是革命性的作用;在解释性的问题方面,大数据的长处是用来发现相关性,而不是做出因果解释;大数据还可以发现有价值的解释性问题;大数据在预测和对策研究方面的优势十分明显,它所发现的规律性现象不仅可以用来预测,也可以帮助人们做出选择。大数据应用到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有其局限性,有些局限性是这一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例如不能进行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有一些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例如"成本-收益问题"、数据主权问题等。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大数据并不适合用于做战略研究,而更多适宜于对国际发展态势的宏观描述以及为具体的外交行为提供精准的指导方案。总之,大数据有助于发现更全面和客观的事实、提出更多规律性的问题以及帮助研究进行预测和做出选择,但大数据自身不能完成整个解释的过程,需要研究者进行专业的因果机制的分析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