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虽然先秦儒家与古希腊政治伦理皆有"贤者宜居高位"的政治断言,但两种文化视域对于"贤者"的理解却不尽相同。粗略地说,儒家认为君子之"德"是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恻隐之心或者对于他者(人民)的同情与关爱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但在古希腊那里,好人的理与情则是对立的。好人的理性要么能够制服激情(亚里士多德),要么完全抵制激情(柏拉图),理性卓越或实践智慧才是贤者宜居高位的根本理由。由此出发,这两种贤者政治还表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一,先秦儒家更强调以"仁义"为代表的君子美德,而古希腊则更看重国家的"正义";其二,先秦儒家更强调个人修养与道德教化,而古希腊则更看重"政体"的设定;其三,先秦儒家思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复古情怀,而古希腊政治伦理则更倾向进行理想化的思辨。
简介:农民的经济理性问题在本质上是农民精神的现代化问题,主要包括农民经济动机、经济美德以及经济认知三个层面的转化问题。在生产经营结构的市场化变迁、“离土不离乡”的进城务工和“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等新兴经济活动的推动下,我国农民正处于从传统经济理性转向现代经济理性的发展转型期,突出血缘亲情伦理的传统经济理性正在淡化,注意市场科技伦理的现代经济理性正在形成,以血缘地缘弥补现代化缺陷的农民经济理性正在孕育。我国农民一方面要努力跟上现代化的步伐,积极倡导尊重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理性和追求量化计算的现代科技理性;另一方面要积极规避现代化的陷阱,大力弘扬有助于缓解“见物不见人”问题的血缘亲情理性和遏制过度掠夺自然倾向的地缘生态理性。
简介:德勒兹思考的伦理学不同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伦理学。西方近代伦理学(如康德)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道德价值判断或者道德律令——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我们应该如何使自己的行动遵守于规范。而德勒兹反复坚称他的伦理学是基于"生存论"/"实存论"的,这种伦理学不是规范伦理学,也不是描述伦理学,因为,后二者都关系到伦理规范,而德勒兹的伦理学朝向的是一种"内在性生存模式"的伦理,德勒兹对伦理学与道德的区分也是奠基于这一"内在性生存模式"。同时,也正是因为"内在性生存模式",德勒兹的伦理学是"内在性生存模式的表型学",它代替了总是将存在归于先验的诸价值的道德,据此,这种关切到"内在性生存模式"的伦理学,它根植的论域不再是意识层面上的先验的神圣的道德律,相反,它关注的是个体身体被影响的能力、力量,等等。
简介:基督教伦理强调关爱,尤其是关心贫穷人及社会上有特别需要的弱势社群。因此基督教群体在历史上曾积极推动政府制定一些社会福利及经济政策,以确保社会上弱小社群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这些思想和行动,与强调私利及政府不干预政策的自由经济主义看似矛盾,以致不少人忽略了其伦理思想曾在自由经济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义发展至今,只顾个人利益而罔顾他人及社会的得失,个人的贪婪导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亦受到基督教人士广泛的批评。基督教伦理思想对自由及公平的定义、对私有制的看法,以及基督教学者和教会领袖对自由经济主义下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批判,对解决自由经济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启迪意义。
简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并存,国家作为民族存在的最高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作为民族整体利益的最具权威的合法代表者的地位和功能并没有改变,只要国家继续存在,爱国就有其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克服民族自卑感和崇洋媚外心理的需要,而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不仅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提高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需要。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都大力弘扬爱国价值观。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优良爱国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爱国价值观,并与时俱进地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