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黄帝四经》在肯定人性“自为”的基础上创建了“以情释性”的人性理论，将趋利避害的好恶之情作为人之本性，对内“宁心安性”，对外“因性制法”，将“心术”和“王术”相结合，实现了内在心性与外在法治的有机统一，初步建构了黄老道家人性论体系。《黄帝四经》不仅为黄老道家人性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同时丰富了先秦道家人性学说的理论形态，也对儒家和法家的人性学说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简介：本文在挖掘道书文献新史料的基础上，就中国传统数学史上的天元术与道教关系进行辨析，从一个侧面分析道教对中国传统数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天元术产生的直接渊源是道教“天元”思想，李冶的天元术不仅直接渊源于道教洞渊九容之说，而且从科学思想方法上分析，其“立天元一”的代数表达思想得益于道教三元并列的思维模式。

简介：管子因其经济战思想而独步于先秦诸子。有关管子经济战思想的资料主要收录在《管子》＂轻重＂二十一篇中,其中《管子》所言的＂轻重之术＂是对经济战谋略的明确概括。本文通过探讨运用轻重之术的条件、轻重之术的作用、轻重之术的实施方式,试图获得对管子经济战思想的初步认识。

简介：本文以先秦秦汉时期丧葬习俗中的数术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先秦秦汉时期数术行为在丧葬习俗中的表现、地位，并对数术行为存在的社会原因、思想文化基础及社会意义进行了探究。

简介：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续）──从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说起陈鼓应六、从出土文献重新评估黄老之学战国黄老学派的发展，向来为学界所忽略，主要的一个原因是黄老派（稷下先生）的著作多已亡佚，而残存的作品亦被误判为伪书。近十年来，由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的陆续公...

简介：一、六经的知识类型中国最有权威的典籍是六经，中国古代的知识大量地保存在六经中。但六部经典各自性质不例，它们包含、承载的知识类型也不同。《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简介：宋代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学的又一次更新与创造，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大事。宋代理学无疑被认为是一种新文化，代表着新的儒学发展方向。这种新文化建立在新的经典体系上，以《四书》的注释和结集作为基础，用以继承开拓传统的《五经》（或称《六经》或者“六艺”，为方便论述，

简介：<正>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上,我们的祖先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古代的礼,即以礼经(《周礼》、《仪礼》、《礼记》)为主的礼,是指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各种礼节仪式,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领域,凡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一切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人们在生活中一切行为所应遵守的礼节仪式,都属于礼的范畴。因此,中国古代的礼,在中国社会政治、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中,有着极为重大而独特的文化意义。

简介：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简介：自上世纪90年代首次发现汉代镜范开始一直到今天,临淄齐故城内出土大量镜范资料。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临淄齐故城作为汉代铸镜作坊的一个中心已经毫无争议。陈介祺作为晚清收藏大家,开镜范收藏之先河,其铜镜收藏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以临淄、青州为中心的齐国故地。通过对陈介祺收藏铜镜及镜范资料与临淄齐故城内出土镜范资料进行比对,进一步确定了这一观点。而陈氏所藏铜镜及镜范中的稀有种类也为临淄齐故城铸镜作坊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资料支持。

简介：学界长期以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体用之分对中西对话进行定位，除此“逻辑”视角外还应关注历史发展之维度。以佛学入华引发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为镜，现今中西交流亦要走过格义比附、潜隐外化、互镜创新三个历史时段。不同文化传统相遇之初，格义比附在所难免，但随着对外来文化本义之真正理解及进而引发的推崇，外来文化会成为显学，本土文化反而会在一定时期被遮蔽潜隐。各种中西体用会通之说忽视了一个人不可避免会有立场或前见的问题，其实中西文化两个源远流长各具特色的传统很难讲谁好谁坏，中西比较对话更多的是相互提供一面反观自身的镜子。

简介：中国学术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可谓经学的阐释历史,汉代经学和宋代理学则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两个关键期.朱熹就是宋代理学确立的关键人物.文章在叙述宋代理学的兴起及发展过程中,探讨了经学向理学转向过程中的阐释学思想的变迁,通过这一历史梳理,说明朱熹在其中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文章包括五部分内容：一、经典文本的重新确立,二、“理一分殊”与本体阐释,三、“尊德性”与“道问学”,四、“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五、朱熹在经学阐释史上的贡献.

简介：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是明代最早、最有影响的《武经七书》注解版本，有明一代流传颇广。作为“宰相之杰”的张居正对“武事”甚为关注，也曾对《武经七书直解》进行增订。然而，因后世流传的版本较多，各家著录或有抵牾，甚至错讹之处。对现存的张居正增订《武经七书直解》版本情况进行梳理，并重点对张居正增订《孙子直解》的详细情况及其学术价值进行研究，将对张居正军事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

简介：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三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

简介：曾子名字音义如何，学界素有争论。自许慎以来，其参字的主流读法便是“森音”“所今切”（今读为shen）。“骖音”“七南反”（今读为can）是略晚出现的或然读法。二者之中孰为正读，历代学人训释颇多而往往失其本旨。实际上，曰“参”曰“舆”皆是表示天上的星宿之名，与宋世以降逐渐崛起的“骖乘”说并无关系。尤应指出的是，曾子名字之中还隐括了其出生之年的天文星象信息，不惟所涉音义问题可据此定谳，即使有关孔子、曾子生年的歧说，亦可以因之得一新证。

简介：本文主要是纪念黄寿祺（1912—1990）六庵先生百年诞辰而写，汲引章学诚（1738—1801）《校雠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著名新儒学大家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常说的“返本开新”，汇为本文标题，以表彰先生易学总体成就与贡献。全文分节为四：首述缘起，次论先生易学旨趣，三则举《易学群书平议》中焦循（1763—1820）《仲轩易义解诂》例释先生易学进路与裁识，终以“从源溯流，强干弱枝”、“精研象理，不废术数”为先生《易》学结论。

简介：宋代士人积极致力于作仪化民，现存私修士庶仪典含通礼、专礼与杂礼，在体例和内容方面反映了两宋之别。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祭祀专礼之外，还包括仪文较少且偏重于伦理道德训教的家礼、家范、乡约，以及如《司马氏书仪》的“偏向经注的仪注体”；南宋私修士庶仪典，除道德训教类与北宋礼书辑本，晚期更是出现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家礼》，具有鲜明的实用性。藉由对《司马氏书仪》和《家礼》之“丧仪”的比较分析，可以管窥两宋“仪注体”与“经注体”由合至分的过程。不同于汉唐以降知“仪”而不知“礼”，仪注之学渐盛而《仪礼》经学渐衰的情况，南宋时期“仪注体”与“经注体”的分离，恰好是实践礼仪与《仪礼》经学分别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