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任何理论的作用都应该是积极地介入、挑战和质疑固有的思维模式”(霍米·巴巴语)。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新论其新也体现在它的思维方式上。它摒弃二元绝对对立的思维模式,坚持辨证互动的思辨方法。这主要表现在:在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一文学基本问题的认识上,清楚认识了文学和经济之间存在着文化这一复杂、庞大而作用至关重要的中介,正确认识了文学与社会的辩证互动关系,并以“文化诗学”这一文论新命题,名正言顺、旗帜鲜明地匡正了长期成为中国文坛主流的简单、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在大众文化声势浩大、文化研究席卷中外文坛的当今时代,文化诗学高度重视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互构,从而既适时回应了时代的新需求,又能促进文学的新发展;同时,文化诗学坚持从文学自身特性出发的互动、互构,使它既区别于文、史、哲不分的古代文论,又和只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扇面互文性的西方的文化诗学论区别开来,鲜明地具有当今时代中国学人的话语特色。
简介:本文的核心目标是讨论意义问题,但这个探讨是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工作为前提的,在他的视野下,意义问题和“语言的使用”密切相关,所以本文的重心就转向考察“使用”这个基本概念。这个考察首先从分析维特根斯坦提出“使用”概念的背景开始:“使用”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语言意义观被提出的,它的提出为我们描述了另一种看待意义问题的方式——把意义看作语言的使用。这构成了本文第一部分论述的内容。在第二部分中,笔者接着转向讨论“使用”概念本身所蕴藏的东西,这一讨论以“理解”和“规则”为两个角度分别阐明它们和“使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种关系的考察来揭示“使用”自身的内涵,进而呈现“意义”的内涵;通过深入挖掘“使用”概念,我们也进一步解释“语言意义”这种现象所蕴含的两个基本内容。在本文最后一部分,笔者将批判地分析上述两个基本内容,论证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最后尝试予以回应。
简介:20世纪20年代,维特根斯坦曾告别哲学,到偏远的山区当小学教师。我们可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经历,视为一次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20世纪30年代,维特根斯坦通过对弗雷泽《金枝》的批评,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人类学的关切。在维特根斯坦对《金枝》的批评中,他认为仪式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功能性的,而是人类愿望的表达和满足。人类学的视野使维特根斯坦认识到了语言的多样性,并促成其中后期哲学的转向。而与语言的多样性相伴随的,是价值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哲学中,在某种程度上持有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但这里的'相对主义'与其说意味着'怎么都行',毋宁说是对绝对主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