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什么是法医考古学法医考古学是考古学原理与方法技术在法医环境下的应用。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地面勘探、发掘记录、分析鉴定等；涉及考古学、法医学、生物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分析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应用范畴主要是犯罪现场和死亡调查，包括古代遗迹、近现代人权灾难、战争遗迹和当今刑事案件，是近年来新兴的法医学分支学科。

简介：　　编者按:持公园签发的"游园卡"的张伟民,陪持公园赠票的表弟到公园内的风景湖中游泳,最终不幸双双溺水而亡,"免费"提供服务的公园,能不能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呢?2005年12月12日,由这一悲剧引发的四场离奇官司,最终如何落下帷幕呢?……

简介：针对亚里士多德正义分类理论众说纷纭的现状,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视角,对其正义分类理论进行逻辑的论证。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首先将正义界定为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行,并在此定义下将正义分为抽象的正义和具体的正义两大类。其中,抽象的正义分为自然的正义和传统的正义;具体的正义分为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上述正义分类,都有其宗教的和政体的现实基础。公平和'交换的正义'都不是独立的正义分类。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构成了其法律观的基础。

简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1年6月29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是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文物保护法》关于“私自挖掘古文化古遗址、古墓葬的，以盗窃论处”的规定所作的修改而对刑法作出的补充。由于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是一个新确立的罪名，《补充规定》亦未对其作出具体解释，因此，在实践中，对本罪的理解有一些分歧，在案件处理上也容易发生争议。下面，笔者拟就本罪及有关问题作简要论述。一、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的犯罪构成1、从《补充规定》来看，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已达法定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2、本罪侵犯

简介：<正>第一条为加强城市湿地公园的保护管理,维护生态平衡,营造优美舒适的人居环境,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湿地,是指天然或人工、长期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地,带有静止或流动的淡水、半咸水或咸水的水域地带,包括低潮位不超过6m的滨岸海域。本办法所称的城市湿地公园,是指利用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适宜作为公园的天然湿地类型,通过合理的保护利用,形成保护、科普、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园。

简介：从历史的视角，厘清法律概念演变的历史脉络。通过对比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学家对法律概念所作出的诠释，以获得法律概念的科学认识与方法；同时，也试图结合中国法治事业的实践智慧，提出法律概念的科学内涵，即法律是“理”与“力”的结合，“理”是基本的，“力”是必要的，法是“文武之道”；法律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其定义试图跨越西方法学世界自然法学与实证法的鸿沟，以此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

简介：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49条的规定,来源国、文化上的发源国及考古和历史上的来源国,在为人类利益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可以对＂区域＂内考古和历史文物行使优先权。公约签订之时,水下考古方兴未艾,水下文物的保护尚未受到缔约国的重视,所以本条对于优先权的主体、内容以及优先权与相关权利的关系的规定比较模糊。随着近年来水下考古活动增多,为避免可能出现的争议,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区域＂内考古和历史文物优先权的相关问题。＂优先权＂的主体是来源国,指的是对考古和历史文物的发源地行使主权,且与文物存在文化、历史和考古上的联系的国家;优先权包含取得和处置的权利,其理论上可以与教科文组织和国际海底管理局实施的保护制度并行;另外,来源国在行使优先权的时候,无需考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3条第3款中＂可辨明物主＂的权利和打捞者取得报酬的权利,可按照其国内法处理国家优先权和私人权利的关系。

简介：海滨公园旁边的私家别墅前不久，我应邀前往一个阔别多年的海滨城市参加学术会议。友人特意带我去观赏参观当地市民们为之自豪的音乐广场。在这个广场上，我发现一个有趣的景观：几乎所有来到这个广场游览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在这个据称是耗资近10亿元的海滨公园的一侧，坐落着近10栋豪华私家别墅。

简介：针对疑难案件问题提出的观点和学说是战后法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研究动向发端于德沃金，源自当时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渊源，并成为法学理论关注的重点与核心。德沃金对疑难案件的探讨是借助其法律解释理论的基本框架而展开论述的，并建立在批判性继承现实主义法学和实证分析法学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德沃金的疑难案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是对原则的确证和强调．其二是建构性解释和唯一正解，其三是以Hercules为标准设立的裁判形象。与此同时，哈特和波斯纳等学者都对疑难案件问题表达出各自的深刻见解，并与德沃金有过多次学理论战。总之，关注疑难案件理论的发展过程有助于补充并完善其内容建构，并将对相关问题的有效解决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