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整体上历经起步探索(1978~1993)、逐步发展(1994~2009)、全面发展(2010~2014)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2014年至今)四个阶段。每一阶段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都脱离不开其时代背景。贯穿四十年的国家安全法治研究的主题是,围绕“国家安全”法律内涵即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本体论展开多维度思考与探索。其研究重点涵盖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研究、国家安全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国家安全法学科独立性及其发展等方面。法律意义上“国家安全”的内涵也经历了从“传统(政治)安全”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过程。针对实践需要,国家安全法治研究日益深化和繁荣。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研究面临的时代命题包括相关法律体系的建构和阐释,深化国家安全法与相关法律的有机衔接研究,研究方法创新与满足各领域国家安全保障的现实需要,等等。未来仍要坚持聚焦国家安全法治基本问题的研究。
简介:近来,源于领土争端的民族主义浪潮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越南、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兴起。各国之间激烈竞争,不仅是为了在领土、资源或历史等问题上获得利益和公正更重要的是为了追求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中国崛起引起的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各国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的变化,是激发这一波东亚民族主义的国际和国内原因。从国际上看,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渔利,但美国并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确实在加深,同时对美国也心存疑虑。从各国国内看,日本和菲律宾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政治精英的煽动,越南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源于民众的自发情绪,韩国的民族主义则同时受到大众和精英的推动。在东亚地区,民众的力量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因而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大众民族主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冲击。中国要妥善应对周边关系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对内应该培养开明的国家利益观和冷静、理性的外交观,对外应该提倡建立互利、互敬的地区秩序。
简介:随着网络安全重要性的日渐增加,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并力图完善美国网络安全的机制建设和战略规划。同时,中美之间围绕网络安全的争执和冲突凸显。奥巴马政府的对华网络政策呈现如下特点:一方面,通过网络媒介大力开展“微博外交”,强化意识形态输出和渗透;另一方面,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因经济机密和敏感军事信息失窃所造成的损失,归咎于中国军方支持的黑客攻击,宣扬“中国网络安全威胁论”,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面对美国在网络安全上的施压和挑战,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既要积极探讨中美之间从具体事务合作到逐渐增加相关领域战略互信的可行性,又要寻求加强与俄罗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充分利用多边平台推动塑造网络安全国际规制;另外,也可尝试考虑动员国内私有领域和民众的参与,积极营造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大环境。
简介:中国的亚洲地区主义战略构建要着重注意三个方面:一是加强自己的亚洲认同,在国际事务中尽可能反映亚洲的利益。二是建设好三个支点,包括提升与东盟的关系,加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重视中亚,使上海合作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主动地促成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地区合作。三是在亚洲地区合作中应积极参与和主导规则的制定和机制的构建,在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一定的主导作用,发挥中国的政治大国优势,构筑亚洲地区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在形成本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中有所作为,逐步建立起涵盖各领域的互惠共赢和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网络。中国在构建亚洲地区主义战略过程中,既存在诸多有利条件,也有一些制约因素。
简介:判断一国粮食安全的实现程度,要基于对粮食安全的清晰认知。粮食安全问题易被简化为粮食总产量问题。上述概念相关但非同一命题。国际粮食安全认知维度及演进显示,粮食安全是一个系统,从横向看,它包含可供量、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如营养安全)与稳定性四个维度;从纵向看,它包括宏观、中观与微观(如家庭获取能力)三个层面。一个完备的国家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也应与这四个维度、三个层面相对应。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与监测主要强调国内供给总量安全,属于可供量维度与宏观层面的交集;其他维度则较为单薄,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粮食获取维度以及粮食利用维度下的营养安全。借鉴巴西跳出“粮食生产大国无粮食安全之虞”的认知窠臼、直面其粮食安全严峻态势、进而推行影响深远的“零饥饿”计划、取得显著成效的经验,中国应加快构建一套比较全面的、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现状的粮食安全认知、监测及治理体系,即将粮食安全治理重心从宏观转入宏观、中观、微观并重,构建一套全面的粮食安全监测指标体系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粮食安全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