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为了加强我市乡镇精神文明活动中心的建设,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促进作用,由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市文明办和文化局联合组成的课题组,对我市花溪、白云、乌当三郊区及清镇、开阳、修文、息烽等一市三县的22个乡镇的精神文明活动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听取了市文明办、市文化局对全市文明活动中心情况的介绍。现将有关调查研究情况报告如下:一、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市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夯实了物质基

简介：对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来说,大数据的运用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话题.为广泛发挥大数据在博物馆业务工作中的作用,从上海博物馆的数据中心项目入手,阐述了数据中心如何在加强收集和存储博物馆各项数据同时,紧紧围绕数据采用智能化的分析手段,挖掘更加有价值的信息.利用大数据对业务进行分析,加工形成有用的数据模型,进而为形成博物馆数字化运营管理体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本研究介绍了数据挖掘技术的有效应用情况,并提出了博物馆大数据建设未来的发展思路.

简介：1936年6月至1937年7月，西南夷苗土司代表高玉柱、民众代表喻杰才，受西南夷苗民族之推派，入京请愿。其间曾在1937年2月至7月多次赴上海活动。本文依据《申报》的相关报道，系统梳理了两代表在上海的各种活动，认为两代表的上海之行，在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简介：山西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出动后的主要作战战场,八路军在此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等多个根据地,并与日军展开游击战和运动战,多次打击对手,遏制日军的进攻。台北＂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留下了八路军抗战的多项记载,是全面了解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良好素材。通过阎锡山档案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的进行,八路军的游击战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中日间尤其是中共与日军之间的军事、政治争战,无疑是华北地区持久战的主要内容。

简介：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布洛陀是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其仪式唱本为《布洛陀经诗》。本文透过对这一信仰及《经诗》形成的历史背景、叙述结构的分析，讨论布洛陀信仰与宋明期间左右江地区历史变迁的关系，认为其背后折射出了这一时期左右江社会的区域格局，是地方土司在重构地方社会秩序过程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简介：当前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更加重视对学生心理健康进行引导,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从积极心理学取向来对高中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程进行设计与实践,从根本上明确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的教学实际思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充分带动学生学习兴趣的提升,促进学生内心健康发展,从而促进教学成果的提升,为学生今后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简介：人民币被称为我国的“名片”，它既是我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技等的综合反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国流通中货币的整洁度是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由此可见，提高人民币的整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彻底改变博

简介：8至9世纪是日本律令制的全盛期,国家通过律令统筹管辖疫病预防和救济。律令实施之初,以医疗为主的救济曾被严格实行,然而在735至737年天花大流行的催化下,疫病救济措施向赈给等经济手段转变。自奈良时代中后期开始,律令医疗体制暴露了诸多问题,国家虽加以改革,然收效甚微,且使律令医疗体制更加孱弱。同样,使用经济手段的救济,也暴露出了地方官员失职等诸多问题。面对这些难题,朝廷在疫病流行之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鼓励民众摒弃陋习,积极参与到本应由国家统筹的疫病救济之中。这是日本律令体制开始走向弛缓的重要标志之一。

简介：郑樵在其所着的《通志·艺文略》中将道家分为二十五个小类，囊括了老庄与道教；然而，在同书《校雠略》中，他却对道家与道书不分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有编次不明之虞。本文由此矛盾处着眼，从纵向与横向、内部与外部，对明代以前官居私书目中道教典籍的卷帙篇幅、类目序列进行系统梳理。具体而言，可分为“大、小道家”两系，其交织错落、争相竞逐之时，正在唐宋。及至南宋，“小道家”重新回归主流，郑樵之《通志》则正当转折之时；《宋史·艺文志》中佛、道典籍着录位序的逆转，也是道教地位下移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在建构方面，官私书目中所营造出来的佛、道格局，也与真实之情形有殊，存在刻意拔高和放大道教的倾向；其与道藏目类系统的离合，亦可分为两个系统，在宋代呈现出存古与趋新的不同面向。

简介：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古藏文经卷中有印度史诗《罗摩衍那》藏文译述本，共三件，卷号是：S·T·737，P·T·981、P·T·983。此本将《罗摩衍那》主要情节作了译述，是今知该史诗最早外文译本。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明帝（公元58-76年在位）时，蔡倍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

简介：“致籍”和“出入名籍”同属于出入关文书系统,学界之前对二者格式分类界定模糊。随着肩水金关汉简（壹）、（贰）简文的公布,有利于推进对此问题的研究。“致籍”多由传发放机构提前转送至关口,以供关吏核查持传、符者是否本人。它包含原文通知性文书以及出行人员名单附件。学界对出行人员名单附件格式归类尚不统一,以金关简出土名籍简为基础可大致将其分为四种类型。“出入名籍”与“致籍”格式有类似之处,但不属于同一种文书,它们关键性区别在于“出入名籍”上会有明确的出入关记录文字。“出入名籍”分为单人出入关记录和多人同时出入关记录。后者应只有一件致籍通知文书和传文书,关吏可能会将多人名籍编连在一起,只在其中一枚简之上附记出入时间。

简介：面对日益严峻的＂垃圾围城＂态势,传统的环卫设施布局规划思维僵化、管控乏力,难以应对历史城镇复杂的空间格局,且无力缓解邻避效应,逐步陷入实施困局。以浚县为例,从实施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新形势下的动态、协同、精细化规划模式,积极推进公共参与工作、科学决策模式,优化设施适应性供给标准,并构建＂一张图＂管理平台,力求促进设施建设健康有序、城乡社会公平正义。

简介：清朝在东北蒙地推行盟旗制度,乾隆中后期后,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清廷“借地设治”,建立起一批内地型政区。这之中长春、昌图二厅(府)就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内地型行政建制。此二厅在行政建制上均经历了由理事厅到抚民厅的发展阶段,并最终演化为吉林长春府与奉天昌图府。在职权范围上,长春、昌图二厅(府)也由建制之初只管理民人事务,发展到政务几乎无所不包(地税等除外)的内地型州府。通过对长春、昌图二地设置之原因、行政变迁之经过、后续之影响的考察,可以略窥东北蒙地行政建制变迁之概貌。

简介：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庄镇中心敬老院是西宁地区唯一供养回族五保老人的敬老院。39岁的唐海普原籍山东青岛。11岁来到父母工作的青海省大通县，从此扎根高原。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从2008年担任新庄镇中心敬老院院长工作以来，这位汉族院长带领藏、回各民族工作人员，悉心照顾敬老院里的回族五保老人，用心血浇灌出一朵耀眼的民族团结之花。

简介：1934年6月，监察院弹劾顾孟余，史称“顾案”。顾案本质上是孙科与于右任联合反汪的一次尝试。汪精卫利用中政会通过三项办法予以反击。蒋介石迫于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于预顾案，实行“袒汪抑于”的政策，支持汪精卫。最终，顾孟余不仅免于惩戒，在三项办法存废问题的角力中，三项办法得以保留。顾案的发生及善后，意味着在特定形势与条件下汪很大程度上拥有政策的主导权，蒋反而是处于被动支持的另一种局面。

简介：洪水神话在世界各地的流行引发了很多学者的关注，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后结构主义时代，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界限被打破，它们作为叙事被放在动态的社会进程中进行考察。借用埃莉诺·奥克斯和莉萨·卡普斯有关“活态叙事”的研究以及卡尔·林达尔“灾难传说”的研究，提出洪水叙事和灾难叙事的概念，并以2013年山西临汾洪洞的水灾为个案，研究洪水过后灾民对于水灾叙事的表述以及他们利用灾难叙事反映并构建现实以及重建社区的过程。

简介：宣统三年（1911）四月，吉林省城吉林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引起这场火灾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城市建筑风格不利防火，二是消防力量相对不足，三是官府扑救不力。火灾结束以后，吉林市进行了以消防为中心的城市重建。在政府统一规划下，拓宽街道，制订临街房屋样式，限制各种易于引火的木制品的使用，还制定了其他一系列加强消防的办法。社会各界也开始创办各类民间救火组织。

简介：“沙田”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形态，多位于沿海沿江地区。江苏崇明境内的沙田面积广大，且较为集中。自明清至民国，崇明县沙田的管理控制状况纷繁复杂，体现了国家对沙田土地制度和地方民事秩序的调整与改变，其总体趋势是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愈来愈强。沙田区域在明清时期为国家法律所承认的特殊民事行为，到民国时却显得越来越非法，但在实际操作中，而又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国家的许可或默认，逐渐成为一种潜在通行的民事习惯。民国政府对此民事习惯态度上的不够明确，表现出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级机关施政的差异。

简介：商人组织在制度塑造中的作用是行业协会商会史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1920~1930年代天津检查准备案的探讨,透视了民国时期政府、商人组织在制度塑造中所表现出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在制度塑造过程中,政府与商人组织之间并非简单的＂二分法＂式权力替代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界限,而强制力在这种界限的划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强制力缺失的情况下,作为行业共同利益代表者行业组织并不总是能有效地推进制度塑造,其在制度塑造中的作用最终取决于理性个体之间的博弈。

简介：宋明以来，随着粤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之而出现的“峒寇岛夷”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文化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陈春声、黄挺等时贤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教授认为，“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对于广大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